结缘耕织图碑--耕织图碑不同时期的三张照片

与耕织图碑结缘
　　大家知道颐和园东堤有个造型精美的铜牛,以昆明湖为天河,西堤有一组建筑叫织女,寓意中国古代美丽神话传说牛郎织女七七相会。只是织女一组建筑已被英法联军焚毁。     

古代文人的润笔费

文人替人写文章而收受财物,自西汉以来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了,到了唐宋时就更普遍了,不过那时不叫"稿费",而称为"润笔费"。《旧唐书·李邕传》载:"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赉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李邕曾任北海太守,书文俱佳,许多高官和各地寺庙的住持经常花巨资请他写文章。李邕写过八百多篇     

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

文成帝《南巡碑》可进一步充实对北魏前期以幢将郎卫制度为主体的禁卫武官制度的认识。《南巡碑》所见幢将有内都幢将、三郎幢将、雅乐真幢将、内小幢将等 ,内都幢将当为负责殿中宿卫的禁卫长官。《南巡碑》所见斛洛真即胡洛真 ,意即“带仗人”(宿卫者 ) ,斛洛真军将或即宿卫军将。雅乐真、胡洛真可能就是史书中常见之羽林、虎贲 (郎 )。《南巡碑》可见大量郎官———内行内三郎、内三郎、三郎 ,内三郎多兼将军号。北魏前期亦有左右卫、武卫、四军、骁游等将军 ,似亦为禁卫武官。左卫将军所兼之南部折纥真即南部下大夫 (尚书南部侍郎 )。文成帝时禁卫武官出身于五六十个家族 ,归附拓跋鲜卑的各部族几乎都有代表人物任职于北魏禁卫武官系统 ,主要以帝室十姓、勋臣八姓及素和氏、斛律氏等约十余个家族为主。高车 (敕勒 )族的乙旃 (叔孙 )、斛律氏与北魏禁卫军权的关系极为密切。禁卫武官的出身和来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前期政权浓厚的民族特色及广泛的代表性     

论元好问碑铭文的创作特色

元好问碑铭文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无论是结构布局、描摹人物,还是记叙事件都有突出造诣。其结构布局严谨而又多姿,元好问既遵循传统笔法,又能打破常规、依人据事而灵活调整达到最佳效果。描摹人物上,元好问采用人物对话、互见和品评议论的方式将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记叙事件上,元好问以其平实的叙事态度间杂以传奇的叙事手法、高明的选材方法把碑铭文写得真实具体、妙趣横生。     

劝人恤出痘碑汉文碑文校注

在西藏实地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本文详细地介绍了劝人恤出痘碑的遗存现状。并对该碑在不同文献中载称的4种不同碑名作了评介,指出当沿用劝人恤出痘碑称谓。在碑身所刻文字严重漫漶缺损、拓本所显文字多半不全的情况下,选光绪版《卫藏通志》作为重要补充,经分析考辨,还原了碑面所缺损的刻文内容。同时在确定校勘原则的前提下,分别校对出了不同文献中对该碑碑文多字、缺字、误写、别写等多处,解决了众书籍文献从记载该碑碑文历史以来,以误传误、书载文字一直与碑刻文字内容不相完全一致的问题。整理出了较为完整的汉文碑文,并对碑文作了一定的注释说明。     

陆游碑志文史料价值辨正

陆游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其卓越的史才也为时人所重视.陆游撰写了不少碑志文,他对碑志的认识是站在史学高度的,历代史志对陆游碑志持接纳态度;陆游创作的碑志文中亦有隐讳和虚褒之处,前者可从史料中得以证明,后者囿于碑志实用性,往往难免.但是陆游碑志创作体现了一定创作技巧和家学渊源,并非一般的谀墓之文可比.     

徐悲鸿水墨大写意系列作品艺术探究

本文在分析徐悲鸿的《前进》、《群马》、《群奔》、《奔马》等作品的基础上,对他的水墨大写意作品的艺术特色作了一次总结。     

“重走蜀身毒道”系列之三：川西第一重镇雅安

漫漫蜀身毒道，南出成都段后，就进入了灵关道。灵关道又称零关道、牦牛道，是指蜀身毒道起于四川雅安市，经凉山州、攀枝花市，止于云南楚雄州的一段道路。灵关道上接成都段，下连博南道，是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最长的一条道路。灵关道的道路具体走向，主线接成都邛崃市，经芦山－天全－荥经－汉源－甘洛－越西－喜德－冕宁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云南楚雄州大姚－姚安，而后接大理市。灵关道是蜀身毒道的主干道，行走在川西高原的高山峡谷之中，跨过青衣江、大渡河、安宁河、金沙江等大江河，翻越大相岭、小相岭等大山脉，地势险峻崎岖，关隘重重。     

昭示罔极：元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诏书立碑问题探究

将加封孔子诏在全国范围内刻石立碑，是元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又一项影响深远的政治举措。立碑之议起于元武宗至大二年，至大三年立碑圣旨已普遍下发到各地。然因各地对待立碑圣旨态度不一、立碑方式不同，导致各地树立加封孔子诏碑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出现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元朝对儒学推崇的力度有限，该态度影响到了立碑圣旨的执行效力。然不可否认的是，加封孔子诏碑对提升元朝儒学的政治地位、为儒家文化的生存发展争取更大空间、推动元朝的“汉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树立加封孔子诏碑与加封孔子相辅相成，实现了将元朝崇儒之义“昭示罔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