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文研究的一座里程碑——评李贵银《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史》

《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史》作为第一部专门系统研究碑志文理论批评的专著,参与了碑志文研究的纵深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为文体研究与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著作从文献学入手,将文献学研究与文艺学研究相结合,梳理碑志文批评的发展演进历程,给予碑志文批评文本与批评家准确的历史定位,揭示了碑志文批评的人文蕴涵。     

韩、段《平淮西碑》对比分析

通读了韩、段二篇碑文,探讨了二文的历史时代及磨碑、刻碑的经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二者的不同。就后人对韩、段《平淮西碑》的种种批评和指责作了剖析,并提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张维《陇右金石录》录文校勘二则

笔者经实地考察,对张维<陇右金石录>所录<祥渊庙勅碑>、<敕赐雍古氏家庙碑>两篇碑文中的误、脱、衍等情况进行了校勘,以期还原碑文的真实面目.     

工布雍仲增刻碑调查

本文在科学考古记录的基础上,纠正以往认识,提出"雍仲增"的命名,认为其性质是一处刻碑。通过碑文释读,认同刻碑勒石于公元8世纪末的看法。结合西藏、四川、青海的石刻文,进而推测赤德松赞时期以"刻碑"形式的勒石述事,成为一种新的纪事和述事载体。     

杨绾与《郭夫人碑》

杨绾是安史之乱后，以清德高尚风范一时的名相，为平息安史之乱的主将郭子仪所敬重。杨绾又长于文辞，他撰写的《郭夫人碑》凝聚着他和郭子仪的心血和友谊．郭子仪夫人王氏不见于正史记载，《郭夫人碑》对王氏家世、生平记述较详，并且对正史记载郭子仪的事迹有所补充。同时，《郭夫人碑》对唐代丧葬风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     

略论阮元的书法理论与碑学派的兴起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经包世臣、康有为的倡导和宣扬，碑学兴起，盛行于清代后期的书坛。     

英山毕碑与淮南摩尼教

本文讨论的是１９９０年在湖北省英山县毕家坳北宋墓地所出摩尼教墓碑。此碑立于公元１０５２年，碑上刻有颇具摩尼教色彩的日、月二字，墓主人姓昭武九姓之毕氏，故知墓主人是从中亚粟特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来华的摩尼教徒。英山还有许多类似的摩尼教墓碑，墓主人都姓毕，因此这是一处毕氏摩尼教徒家族墓地。作者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追踪这个粟特家族的来龙去脉，发现他们是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回鹘可汗派到江南经商和传教的粟特商人的后裔。宋代以来江南的许多农民运动都利用摩尼教举行起义。而毕碑的发现告诉我们，江南流行摩尼教当与唐代来华的粟特摩尼教徒及其后裔有关。     

由“马政颂碑”析初盛唐丝路畜牧业繁荣的原因及启示

初盛唐时期的两通“马政颂碑”,记载了当时丝绸之路畜牧业发展的丰功伟绩,是研究唐代畜牧业的重要文献。从这两通石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到唐代畜牧业蓬勃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从中认识到唐代在农业、畜牧业文化上兼收并蓄、锐意创新的文化自信,也能领略唐人管理谨密、适时改易的制度自信,这些正是初盛唐丝路畜牧业得以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唐代这些发展畜牧业的经验,对当下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及发展我国西部农牧业有着诸多启示。     

横县出土驮碑龟考

本文从横县两只驮碑龟的出土情况，历史上驮碑龟出现的原因及名称、外形的演变历程等几方面，结合横县的地方史料《横州志》，对驮碑龟出土年代、文化内涵进行考证分析。从而“古为今用”，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学习龟隐忍负重、勇于奉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