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从家学、师授渊源看清代考据学者的学术研究

考据之学占领清代学术全盛时期全学界，清代考据学者地域性集中之程度，主要是因家学传统、师授的渊源不同而产生的。     

赵翼镇安府诗文研究

清乾隆三十一至三十五年(1766-1770),赵翼从翰林院编修调任广西镇安(今德保县)知府。这段经历对他人生思想及诗文创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留下为数不少的诗篇与相关杂记。本文通过赵翼镇安府风土、咏史、时政、行役四类诗文的研究,揭示其尊圣与非圣相统一的民族观、“防患于未然”的边防意识、“胸中有识”的进步史观,以及“以士理财”的吏政思想,以期增益对赵翼诗文的整体研究。     

漫论考据与历史研究

作为我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之一的考据在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虽然考据不等于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也不全是搞考据 ,但考据往往是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本文以事实例证说明 :考据要从“怀疑”入手 ;广泛、全面地搜集与掌握有关资料是做好“考据”的基础。此外 ,文章还对考据的原则和方法 ,以及考据与义理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和论述     

《论语》章句学诠释——以“君子不重则不威”章为例的讨论

章句学是被遗忘的学问。章句学与考据学同属于经典诠释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章句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章―句―字来表示,考据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字―词―道来表示。前者由大及小,步步深入;后者由小及大,由字词直接明道。对于章句问题尚未解决的《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来说,运用章句学作详细的梳理分析,第一步解决其分章问题,第二步解决其句读问题,第三步做些简单的文字训释工作,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从《曹禺：戏里戏外》看精神传记的写作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传记文学写作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人们经常见到的全传、家传、评传之外，考据式传记、学术传记、精神传记等纷纷出现。最近与读者见面的张耀杰的《曹禺：戏里戏外》（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1月出版），就是一部精神传记的范本。     

学科新书架

《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简介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钱茂伟教授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全书分为三大块,分别称为叙事史学、义理史学、考据史学,凡24章。传     

为太平天国史学鞠躬尽瘁——敬书《罗尔纲全集》后

史学界有巨匠曰:"罗尔纲"。他毕生以考据治太平天国史,把对考据方法的应用,推上了乾嘉学派、实证论者等所未能达到的高峰。罗氏继萧一山、简又文、郭廷以等而起,为太平天国史学奠基。近百年来,一人而已。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

从纯学术的“考据之学”走向注重致用的“经世之学”,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程朱理学 )也再度高涨起来 ,一部分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积极地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穷 ,形成理学经世派。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