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罗佩的身体艺术观

高罗佩身体艺术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养生修身”艺术观,强调身体愉悦的身体伦理道德,肯定了“养生修身”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家庭的价值;二是身体观看艺术观,不同语境下的“观看”目光,“监视”和“规训”着身体,让它符合和保持在社会性“礼”的规范之内;三是身体描写艺术观,通过指代描写及叙事隐喻,呈现对肉身和社会化具身的审美创作和艺术活动,构建了一个以人体为崇拜、形体为审美的认知框架。高罗佩身体艺术观实现了跨语境阐释,对中西方“性”的认识提供了转换和融合视角,帮助整合最具有价值的身体美学与自我关怀,对当今人类持续增长的身体关注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韩文考异》与朱熹的文法学研究

通过对韩文这个经典的校读,朱熹的文法学研究从对具体的字句篇章之法的分析、总结入手,集中发明了韩文文法“文从字顺”的一面,批驳了《韩集举正》的“好奇”,对于现实中流行的怪奇文风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起到了正视听、导后学的作用,为当时及后代的文章写作灌输了平易、“稳当”的文法学思想,并进而建立起“文从字顺”的新文法标准。此外,朱熹所采取的文集校读的文法研究方式,在文法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明刊袁宏道文集二种真伪考--日本访稀见明集札记之一

凭借汉籍的传播 ,公安派曾对日本江户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 ,并且这些汉籍的诸种版本大多都完整地保存至今 ,尤其是公安派主将袁宏道的著作在日本现藏甚多 ,但其中有二种万历刻本为真赝相杂之作 ,就其真伪以及这种赝书现象本身进行考察 ,将有助于与此相关的研究     

不同类型绩效考核对员工考核反应的差异性影响——考核目的视角下的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不同类型绩效考核对员工考核反应(Appraisal Reaction)造成的差异性影响。根据考核的两种基本目的(发展型和评估型),将绩效考核划分为交易型、承诺型、合作型和放任型四种类型。通过对武汉市308名企业员工的调查发现,在不同类型的绩效考核下,员工对考核的直接反应和间接反应都有显著性差异。整体而言,在合作型绩效考核下,员工的考核公平感会表现得更高,任务绩效也会更好;在放任型绩效考核下,员工的考核满意度最低。进一步的协方差分析和多变量方差分析也基本证实了该结果。     

解剖《伏羲考》:论闻一多对中国神话学的研究

《伏羲考》是闻一多在中国神话学方面的力作,其写作目的是探求中国文化源头,恢复中国古代神话系统,为神话学理论建设做出典范。闻一多具有现代化的学术观念和开阔的文化视野,文章中既运用传统的音韵学、考据学方法,又借鉴民族考古知识、学习国外人类学理论,并把系统联想与严实的考证结合起来。以此证明了伏羲和女娲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祖先,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先祖。文章在考证中引用了历史文献资料、民俗调查材料、考古资料、外文资料,立论严谨、考证翔实,行文语言平实严谨中透露着些许幽默。当然,文章在材料运用、行文结构等方面,亦稍有缺陷。     

略论乾隆《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的价值及影响

《西藏志考·历代事实》是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中的一篇。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志考》抄本虽均抄自乾隆元年(1736年)成书的《西域全书》,但《历代事实》篇只见于前者。在原本《西域全书》未发现的情况下,纵向简要记西藏历史及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原王朝关系的《历代事实》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通过简要的比较与分析,可发现成书在其后的《西藏见闻录》《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西藏纪述》及《西域遗闻》在编纂中均受其一定影响。这说明,包括《西藏志考》《西藏志》在内的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成书、刊印的多部西藏方志18世纪30-50年代已在西藏及四川、青海等地迅速流传,对后之西藏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清代西藏地方志在进一步发展。     

有关考迪罗主义的几个问题

１９世纪初期,拉丁美洲国家曾出现过被称为考迪罗主义的政治统治形式。考迪罗主义盛行具有深厚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文化基础、历史原因和国际环境。考迪罗主义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阶级结构的变化。考迪罗主义的历史作用是复杂的。对它的评价不能简单化     

邹绍先与刘长卿、皇甫冉、张继交游暨任河南租庸判官时间新考

邹绍先赴河南任租庸判官,因刘长卿、皇甫冉、张继赠诗送别而值得关注。邹绍先任官时间,学界考订不一,多不自洽处。根据赠诗题目中“陈留”“毗陵”“洪州”的位置关系,结合三诗的形制特点,知三首诗为三诗人同在毗陵所作。根据三诗内容典故,综合安史之乱以来尹子奇、史思明乱河南等史料及刘长卿、皇甫冉、张继交游轨迹,可考订邹绍先任官时间在乾元二年（758）春。     

李济：郭沫若是个“才子”但“没有自信”

由甲骨文专家变成“妄人” 以研究殷墟出土乌龟壳和甲骨文字为职志的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中研院史语所迁台后,除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和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外,在朱家骅和傅斯年支持鼓动下,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并担任发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