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侵略的再认识——19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探析

19世纪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 ,传播了大量的西方文化 ,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这是外教报刊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意义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外教报刊在华的作用 ,不能简单地把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说成是“文化侵略”。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外教报刊的作用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明清传教士的当代中国史——以16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在华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先驱。他们通过书信、报告和著作向欧洲介绍了一个自己理解的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 ,构筑起启蒙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基础。传教士的这些报告和书信等也就构成了早期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学的珍贵文献。如果说其关于历史中国的叙述主要得之于同中国儒生接触所获得的书本知识 ,那么 ,他们关于当代中国的描述则主要本之于自己的观察和体会 ,虽然不乏出于传教目的的歪曲和夸张 ,但是 ,即使是歪曲的形象 ,也足以作为早期西方中国史学的珍贵文本加以研究。本文试图以传教士的报告、书信和著作为中心 ,对传教士的当代中国史学文献作一简略的考察。     

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

伴随着十七八世纪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大批来华，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西方传教士一方面将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同时又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传向西方，并在西方文化知识界形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中国热。当时，大多数西方学者、思想家对中国的典章制度和传统文化赞美有加，而很少认识到甚而有意回避中国制度文化的负面内容，如伏尔泰、魁奈和莱布尼兹等人。相对而言，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却比较理性与清醒，既不乏赞扬与肯定，也不少中肯之批评。不论是赞美还是批评，孟氏的评价多有其事实…     

传教士与近代香港的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中国南部边陲两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岛屿——香港和澳门，先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和枢纽，传教士则起了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作用。由于宗主国、传教宗派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１８４０年后香港逐渐后来居上，该地传教士在著译出版和办教育等方面均有更大作为，成为内地教会的榜样和坚实后盾     

西方传教士与京师大学堂的人事纠葛

京师大学堂成立,丁韪良出任西学总教习,传教士担当了重要角色.但既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国家教育自主权所在,又不许外人过多染指.于是在如何利用西方传教士问题上存在纠葛.庚子事变后,人事有重大改组,传教士被集体辞退.此举意义重大,西方传教士对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至此告终.同时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到东,即由欧美而日本的转变.     

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明清之际 ,以传教士为桥梁和纽带的中西文化交流分三个时期 :从 15 82— 16 4 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 ,16 4 4— 172 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 ,172 3— 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一种双向交流 ,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而且也促进了欧洲人全面认识中国     

等不了

李提摩太是英国著名传教士，他1870年来到中国。他对中国社会发表过很多看法，其中有一条至今读来还感慨颇多。在1887年，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对于李提摩太的这个建议，     

最孤独的辉煌

“康熙深信君主的威信和真正的伟大应当较少地借助于外在的豪华，而更多地是在于他道德的光辉。”1697年，供职于北京皇宫中的法国传教士自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一封奏折中写道。在长期近距离的观察中，自晋试图从康熙朴实无华的外表走进他那坚强而细腻的内心世界：这个堪称千古一帝的最有权势的男人，     

试论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之中文名

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对华交往中多使用中文名,中文的相关著述中也多以其汉名指称他们.然而此类中文名绝非简单的人名音译,而是依据一定的规律构成的.其构成受到了中国不同方言的影响,并且体现了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在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中,中文名使他们更好地为中国所认识和接受.传教士中文名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不同文化融合的见证,它们如化石一般,保存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我们研究当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与道家思想

以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策略为切入点,追溯耶稣会的历史和特性;以<道德经>的思想为参照,分析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的主旨和意义,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利玛窦之传教策略之所以独特而有效的因素.作者认为推动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利玛窦之适应性传教策略恰与"无为而无不为"的精深睿智的道家思想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