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的边缘化表述策略

强势文化冲击下的黑人文化流失是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小说边缘化的叙述方式即百纳被的创作手段得到了充分的演绎,让读者在参与拼接的阅读中得到这样的启示：以白人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价值取向,只会给黑人带来困惑和错乱;如果放弃黑人文化,迷失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中,只能造成人生的悲剧。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浅谈我国政府“法治主义”的发展轨迹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府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政府管理指导思想的转变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法制经历了从法律虚无主义到形式法治主义,再到实质法治主义、功能法治主义的曲折发展过程,逐步完成了政府法治框架的构建,基本完成了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本文立足于翔实的资料积累,通过对政府法制发展思想轨道的梳理,深入剖析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能时现实产生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实体主义批判——广松涉哲学视域中的西方哲学

在西方现代哲学各派日益把哲学逻辑化、语言化,使哲学之路越走越窄的理论背景下,广松涉以"物象化论"为哲学方法,对以康德、马赫、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实体主义的哲学传统进行了批判,由此实现了从物的世界观到事的世界观、从实体主义到关系主义的哲学变革.在格外重视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的当代世界,关系主义应有实体主义所不具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权威主义社会性格与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心理基础——读《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既不能简单地归结在大众的精神变态,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法西斯党徒的理论欺骗,它与群众的社会心理与性格密切相关。德国大众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追求宗教的神秘感,强化父亲的威权形象,这是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土壤。从弗洛伊德与马克思思想的结合处出发,赖希认为要走出这种压抑性的社会性格,需要实行性经济、劳动民主和自由,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性格,建构自由社会。     

诉讼时效的法定性解析

由于诉讼时效制度所内含的剥夺权利性格,本质上需要对其施加一定的约束,也即诉讼时效的法定性要求。目前立法与学界常以诉讼时效的公益性为基准看待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其态度主要有绝对禁止主义、相对禁止主义与允许变动主义。在我国的特别法律环境下,相对禁止主义具有可采性。     

从俄国革命的角度解读列宁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兼论西欧社会民主党反伯恩施坦主义的失利

列宁从推进俄国革命的角度出发,对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进行了批判.在建党时期,列宁同经济派和孟什维克进行了斗争,使布尔什维克党从理论信仰到组织原则上都避免了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在俄国革命时期,列宁同取消派进行了斗争,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以及革命后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与西欧社会民主党反伯恩施坦主义的失利相比,在组织上不断清党以及立足于俄国国情找到一条将党的革命纲领与党的日常工作联系起来的现实途径是列宁战胜伯恩施坦主义的主要原因.     

金球化背景下恐怖主义的文化反思

全球化不仅改变着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还改变着国家内部民族间与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并给传统的社会文化体系以革命性的破坏.因此,全球化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传统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一次整合过程.注定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当代恐怖主义是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矛盾冲突的极端化表现.已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根源,但就文化方面而言,它是极端文化普遍主义与极端文化特殊主义对抗的结果.要从文化上根除恐怖主义,就必须进行平等的文化对话,并逐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     

多声部的独自——论《倾城之恋》的复调艺术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的文艺学理论,90年代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巴赫金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诗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打破了作者作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式的角色设定.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应用,特别是对我国现当代小说进行分析的并不多.其实,巴赫金的有关复调理论与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的复调艺术不谋而合.     

从中国节日现状看中西文化交流

信息网络将我们包围在地球村之中,跨文化传播成为了必然.在跨文化传播的同时,中西文化得以交流,"洋节"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然而,"洋节"的流行包含了很多因素,其中占最主要地位的因素就是商品主义的盛行.在商品化趋势日益强势的趋势下,大量的节日开始为了促进消费而生,"洋节"之花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