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互联网丛林里最可怕的流氓

一场几乎把整个中文互联网世界搅了个天翻地覆的“3Q”战争。貌似就要这么结束了：11月21日晚，工信部发布了对两家公司的处理结果。要求双方立即停止互相攻击，并在5日内向公众道歉。而两家公司也迅速做出了反应，均于当晚在各自网站发布了道歉信。工信部还表示，该部将依据职权，会同相关部门对两公司涉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进行进一步调查处理。     

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权考量

刑事司法职权优化配置,应正视和发挥律师辩护权作用,基于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责任与使命,律师辩护权配置应坚持控辩均衡的平等观,在公正与效率相协调原则下,以人权保障为立足点和落脚点,改革相关立法,完善司法救济机制.     

司法治理功能多元化视角下专门人民法院研究

包括设置专门人民法院在内的人民法院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国家权力在“条块关系”上的分配密切相关。在司法治理功能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实现“条块分离”的人民法院体系应当向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司法职权配置模式转型。司法职权的具体“权能”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人民法院之间的配置各不相同。按照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范预设,专门人民法院和普通人民法院的司法职权应当进行差异化配置。专门人民法院所履行的司法职权应当更具有“全国性公共事务”特征。     

国家权力现实化过程中潜在风险的法理分析

通过法理学视角对国家权力本身意蕴的解读,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主权和职权两个层次的内容。人民性作为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要求国家权力的现实化应当处于"良性"状态,即宪政。而实现宪政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权力与权利关系,并确保各项职权的分立与制衡,否则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偏离其初衷的可能性将会急剧增大,以致带来严重的主权风险和职权风险。前者根据干扰源的不同可以分为外来的主权风险和内在的无政府主义或专制主义风险;而后者有权利过度强大、权力过度强大、权力与权利混同、权力配置不当和权力制衡不足五种典型情形。     

论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当事人地位

国民政府的<民事诉讼法>不论从立法技术、规范程度还是法典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法治理念来看,比起陕甘宁边区的法律制度都高出了太多,但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运行的实际效果远远不如"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虽然没有尊重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但却做到了对当事人地位的充分尊重.重兴与再构法院调解,应当看到,调解本身所特有的那种与诉讼相比较为宽松的氛围,使得我们不可能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的程序规制.在这种条件下,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某种要素仍然值得我们参考.     

行政违法理论的再梳理

从历史发展的线性来分析,行政违法形态应当分为三类:行政职权的违法、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违法、行政程序的违法;这三种行政违法形态的顺序是逻辑的和不可变更的.此理论既符合理论上简洁精致的要求,也可以适用到司法实践中,从而节约行政执法资源和行政审判资源.     

释明权:幽灵还是精灵

掀起释明权制度理论的盖头,我们会发现,释明权本质上是法院对诉讼程序的管理控制权,其法理基础在于它是法官和双方当事人交流的理性工具。通过对辩论主义的补充和限制,释明权纠正了完全放任当事人主导诉讼过程所带来的诉讼迟延、成本增加、诉讼投机等缺陷,确保当事人平等且富有实效地接近司法公正,从而使其成为“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修正器”。本文希望通过对释明权基本理论的探讨及其实际运行的考察,为建构完善的释明权制度提供理念参考,从而周全和妥当地保护当事人权利的目的。     

论公共行政体

我国现有行政主体概念存在诸多缺陷，在公共行政改革的冲击下，更加明显。在行政主体概念的外延已经发生嬗变的情况下，应该把现有行政主体分为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体。公共行政体只是指在公共行政组织体系中能够代表行政主体依法独立行使公共行政职权，并对其公共行政行为以担当行政争议当事方的方式，承担形式法律责任的组织。     

论我国改革后的刑事诉讼庭审方式

我国改革后的刑事诉讼法所构建的庭审方式具有几个新的特点：由开庭前案件实体性审查变为程序性审查；强化了控辩双方的职能；扩大了合议庭的权限和作用；合议庭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但我国庭审方式改革试点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庭前审查的范围、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措施和物质保障、证据及案卷材料是否移交及移交时间等，尚需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或完善     

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人制度之差异

两大法系不同的诉讼模式深刻地影响着其证据制度,证人制度作为证据制度的一部分,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两大法系民事证人制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理论和概念的认识上以及对证人证言的获取程序上.两大法系在民事诉讼证人制度构建基础、证人范围、证人权利义务、证人地位及证人效力的不同点,开阔了我国在完善证人制度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