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觉醒却永远被困的鸟儿——对《远离尘嚣》的女性主义解读

文章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对小说《远离尘嚣》中女主角芭思希芭生命轨迹进行探索与分析,揭示了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的真实地位、处境以及男性与女性关系的实质。     

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向度与社会向度

本文首先分析了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从精神—宗教维度、社会心理分析、世界观基础与统治逻辑角度对当代环境问题所做的诊断,继而探讨了社会生态女性主义从经济基础与殖民主义、社会等级制度、反军国主义角度对环境问题所作的反思,最后总结了生态女性主义给我们提供的几点启示:环境分析的精神向度与社会向度的统一,生态后现代主义倾向,关注环境正义,和平主义取向,行动主义。     

中西女性文学中"疯女人"形象之比较

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和中国清代女作家丘心如的弹词《笔生花》,都不约而同地塑造出遭到父权制家庭残酷镇压的“疯女人”形象———伯莎与沃良规。在人物关系和情节结构上,“疯女人”们与独立女性同处于一个婚姻家庭,兼具“情敌”与“同谋”的双重作用。这种矛盾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表现出十九世纪女作家们在传统内打破传统的“诡辩法”:她们一方面依然摹仿着男权中心话语丑化“疯女人”,另一方面暗中借助“疯女人”表达对父权制婚姻家庭的批判与反抗。     

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解构与重建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观发出了挑战。传统的翻译理论把原文和译作看作是对立的两极，并把二者的关系赋予了性别色彩：译作低劣于原作，且服从于原作，好比女性服从于男性。这种隐喻是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而女性主义翻译观则通过解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重建原作和译作的关系．指出二者既平等又互补的共生关系。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可以通过和作者进行移情置换和角色转换实现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平等。     

对西方女性从属地位问题的新认识--威尔·克米利卡《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女权主义观述评

威尔·克米利卡提出了他对女性从属地位问题的形成原因的认识"性别中立"掩盖下的性别歧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导致了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划分,对女性气质的界定忽视了女性的情感与需要.他以这三个论据论证了为什么在当代西方社会里女性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而至今没有获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本文在介绍了他的观点之后对其进行了评价,指出他的观点的积极意义及存在的不足.     

融入自然,建构自我——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她乡》

在《她乡》中,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通过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意识,构建了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融、人与人平等和关爱等女性价值观基础上的生态乌托邦。这恰好与当下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问题相吻合。本文通过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解析,解读小说《她乡》中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从而得出只有遵循生态女性主义,解救自然生态与人类自我,建设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才能够进步和发展。     

论父权制文化秩序在《简爱》中的无意识呈现

对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不少学者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去解读,认为简爱身上体现了女权意识,是一个现代新女性的标志等等,且已在学界形成了众多学术成果。但是,在肯定作品巨大的思想价值的同时,我们同样不能忽略的是,作为生活在19世纪的女性作家,在《简爱》中是否也会折射出一些由于长期受到父权制文化秩序的熏陶,在勃朗特心理上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对作品人物形象塑造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正是从这一问题入手,以伯莎为个案,剖析这种影响在《简爱》中的无意识呈现。     

两名女同性恋者的女性主义情结——论《红果丛林》的女性主义主题

丽塔.梅.布朗(1944-)的《红果丛林》记录了一名女同性恋者的成长历程。她刻画了一个积极、乐观的反叛人物,彻底颠覆了以往小说中女同性恋的负面形象。为此,该书被诸多学者看作是同性恋文学的代表作品。但经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该书还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女性主义理论。利用女性主义理论从家庭、婚姻和就业三个方面分析该书作者和主人公为打破父权社会中性别角色对女性的束缚而做出的努力。     

跨国家政女工：父权制、资本主义和性别阶级的“共谋”

在父权制主导的社会中，贫穷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加之性别歧视克减其就业机会，到国外从事家政工作成了“暂时的母性策略”。女性成为跨国家政佣工并未打破传统性别角色安排，丈夫仍以掌握报酬等形式彰显其主导权，她们所从事的家政工作亦被认为是具有女性特征的“非生产性劳动”。父权制还通过恶化跨国家政女工的性处境来维持，这使她们不仅被定性为性泛滥的存在，也易遭受性骚扰和性虐待。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移工中介以“服务费”“入境费”“迁移费”等名目向跨国家政女工收取高额中介费；作为类资本家的雇主则通过延长工时、增加工作量、拒绝改善工作/生活环境、给予低工资等方式对其进行压榨。女性内部的阶级分化，导致跨国家政女工的替代劳动衍化为特权阶级女性寻求解放的工具。对来自南方国家的贫穷跨国家政女工来说，成为特权阶级女性的家务劳动替代者非但不是实现性别阶级跨越的正道，还使其在伦理位序中降格，进而实质性地沦为仆从性的存在。父权制伤害、资本主义剥削与女性群体内部的阶级压迫，三者彼此交织，共同造就了跨国家政女工面临的消极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