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羯胡为流寓河北之并州杂胡说

传世文献中有关羯人西晋时活动的记载颇为罕见,意味着该族人口不多,部落组织正在离散.晋末并州一带的杂胡与匈奴已有明确界限,羯胡被视为杂胡而不属于匈奴的范围.史家将羯胡称为"杂胡"或"匈奴别部",其实是与五部屠各或匈奴五部相对而言的.羯胡首领石勒起兵之际麾下同姓人物极少,其本部兵力与刘渊的五部屠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石勒最初在刘渊政权下组建的胡人武装,其成员多为各种杂胡而未必都是羯族.石勒转战河北后开始大规模扩军,此前被成批卖往河北的并州杂胡纷纷加入其军团.石勒建国后为提升诸胡地位而称其为"国人",羯胡人数骤然增加并达到惊人的数目.羯胡的语言、风俗及状貌与康居等西域胡相同,西域胡在后赵羯胡之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可信的.后赵末冉闵鼓动汉人灭绝羯胡,各地的西域胡也一并遭到大规模清洗.并州杂胡的民族认同与河北流民的地域认同,成为石勒羯胡政权核心群体得以凝聚的重要纽带.正是凭借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基础,后赵在与前赵的军事对抗中逐渐占据优势,并州杂胡也最终取代五部屠各,成为十六国初期北部中国新的异族统治者.     

传统文化价值视野中的佛、道教“夷夏之争”——以汉魏两晋南北朝为限

"夷夏之争"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的重大问题之一.在东汉和魏晋时期,两教主要围绕"老子化胡"肆意编造关于本教教主的神话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自神其教,这是佛道争端的前奏.南北朝时期佛道矛盾全面激化,两教就"夷夏之辩"展开空前的大辩论,形成了排佛派、拥佛派和融通派三派基本主张."夷夏之争"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面.自南朝后期始,儒、释、道三教互相吸收融合的主张与趋势成为主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胡鞍钢:“第二代民族政策”说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是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提出的观点,其思想主要是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等,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几方面推行具体的民族政策,即在政治上以"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取消民族优惠政策"等;在经济上促进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在文化上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整合,增强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等;在社会上推进"各民族混居杂居",主张"制度性通婚","取消民族学校"等。     

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发生聚焦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生与中国文学史的建立、发展以及教材的编撰密不可分。关于这点,学界还没有足够重视。从讲授、研究、撰述中国文学史注意到文学批评问题,之后再延展到讲授、研究、撰述文学批评史,是胡小石、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等早期文学批评史撰述者共同的学术路径。其原因在于,传统目录学中的"文史"或"诗文评"是他们撰述文学史这一"舶来品"可资借鉴的主要材料。同时,因文学批评是文学之一类,故"文学批评史是文学史之分支"的观念被大多数学人接受,文学史著作也讲述文学批评内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互助与互用的黏合关系体现在,文学史不仅使得文学批评史重视总集与选本,而且在教与学方面为其提供知识储备,反过来,文学批评史的目的又在于印证文学史。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发生的研究以及今日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教学不无裨益。     

论袁世凯与关内外铁路的收还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研究的日渐萧条而颇显岑寂。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关内外铁路的收还为例,作为督办回收大臣,袁世凯在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与英、俄谈判回收事宜,最终达成了有利于我方的协议并顺利完成了接收。此路的谈判回收与之后的良好经营不仅使袁世凯声誉日隆,且为其在清末政坛的崛起提供了经济支持。     

佳作，赢在细节描写

细节描写宛若万绿丛中一朵红花，清晨天边那一道绚丽的彩霞，让人赏心悦目，精神愉悦；又如袅袅的音乐，绕梁三日而不绝于耳。自古以来，有成就的作家无不成功于此：那“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清幽景色中哀之痛，思之切的李后主；那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的市侩胡屠户；“他不回答，对柜里说，便排出九文大钱”的穷得要死还要摆阔的孔乙己。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够打动千千万万个读者，是细节描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胡床”意蕴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融和的历史时代,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空前繁荣和深入,一个重要的体现是胡床的流行。胡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折射出来的是士人追求独立人格的文化意蕴。它的这种文化意蕴来自使用者本身。胡床本有的使用价值和使用者赋予它的文化精神价值使它具有了其他物品不具有的价值观。伴随着使用者社会地位的衰落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它。士人赋予它的文化精神价值渐渐褪去。尽管胡床的流行对促进中原汉人的踞坐方式以及相关的礼制起到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踞坐胡床仍旧是“无礼”的表现,胡床并没有完全取代中原人民原有的床、榻等生活用品。     

"胡气"与盛唐诗

盛唐诗雄浑壮美、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充满阳刚之气,既与盛唐强大的国力、广阔统一的疆土、开放的文化政策有关,也与盛唐人普遍尚"胡"且多有"胡气"有关."胡气"就是大气、豪气、英雄气,其中当然也多少掺合着一点儿"蛮气".尚"胡"就是崇尚北方游牧民族的气调、气派、气度,包括他们的生活、习俗及其价值观.天才诗人李白无疑是"胡气"的典型体现者.李白那种雄视古今、狂放不羁、自然纯真的个性风采,"胡气"在其中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     

西域出土唐代文书中的“贯”

"贯"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货币量词,但其用法很少有人关注。本文通过对唐代西域地区出土胡语、汉文文书中相关例证的分析,考察了"贯"的用法。文章指出,尽管"贯"的意思是1000文,但西域地区发现的唐代文书表明,通常情况下只有钱数大于等于10000文时才会用"贯"。文章还从"贯"的使用初步考察了中原货币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     

文物中的古代胡人

胡人是中原民族对北方边疆民族以及外来民族的一个很笼统的称呼,在汉唐时期,就当时的一般习惯而言,所谓胡者即是指曾经隶属于匈奴单于的某些部族与部落,及匈奴部族中所包含的某些部落与氏族。《晋书》卷九七所列四夷中,西戎、北狄在各家史书中都可以被称作胡,西戎包括吐谷浑、焉耆、龟兹、大宛、康居、大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