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族别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反思

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客观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分类的主要依据,导致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文化族别化"。"文化族别化"不能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又将地域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明确民族归属的民族文化。对"文化族别化"这种社会认识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和反思,有利于申明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客观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比刻意地强调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重要。     

《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

<史记>中所见"胡"与"匈奴"两种称谓,其含义是有明显差别的.战国时匈奴及北亚草原各游牧部落,大多以"胡"为名."胡"的称谓泛指或分指"诸胡","匈奴"的称谓则专指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在政治上统一了北亚草原,汉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胡"与"匈奴"两种称谓频繁互换,出现了严重的混淆."匈奴"的称谓既指匈奴,也指汉朝北境"诸胡".而<史记>以"匈奴"指代战国"诸胡"的做法,正是司马迁用汉人观念解释旧史的结果.     

多维互动: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研究

多维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者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构成了这种机制的基本框架。其具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这些功能促进了各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因此,建构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是实现各族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政治保障。     

回纥与漠北草原诸族关系初探

古代回纥作为我国维吾尔族的祖先,其起源同漠北草原其他各族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对诸多文献的梳理论证,对于同回纥有渊源的丁零、敕勒、铁勒、九姓乌护、九姓乌古斯,以及突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探索,全面论证了回纥如何在与周邻各族的密切交往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     

久居中亚的俄罗斯人——对异民族环境的适应问题

许多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这样的情况本民族的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远离故土,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置身于全新的异民族环境中,并逐步适应陌生的环境。沙俄时期,大批俄罗斯人作为“农民殖民者”移居中亚,这些俄罗斯农民移民就属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在与祖籍地不同的自然、气候条件下,与文化传统相去甚远的异民族居民交往。在对这种全新生活环境的适应过程中,他们与异民族居民建立了一种新的族际关系,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族际交流文化。     

全球场景下的"族群"对话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变,先是列强的殖民性扩张,后是大国的数字化霸权、炮舰加"文明",几乎没有给"小国寡民"和"传统社会"留下什么生存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族群"概念在"民族"概念之后进入了许多非英美世界,其能指和所指并不完全符合当地社会的习惯,而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对话,让这两个原本富于变化的概念更加复杂.可以说,在不发达社会情愿、不情愿地投入全球大对话的今天,"族群"仍在塑造自己的本土形象.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的发展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出台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以国际民族政策为中心,本文重点针对吉林省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旨在促进马克思主义民族论的创新与发展,并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道路。     

纳西族空间观念之色彩表象

空间是抽象的 ,只有对它们进行具体的表象 ,才能将抽象还原成具体。无论在纳西族民俗中 ,还是在其他民族的民俗中 ,色彩常常成为对空间方位进行表象的具体手段之一。由色彩所表象的空间不仅决定着民俗活动的性质 ,也规范着民俗活动的形式与内容。本文从前空间、原空间等方面对纳西族民俗中空间的色彩表象作了介绍和分析     

回族学研究新视角——分子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在回族学研究中的应用初探

为探讨回族学学科体系与方法论创新问题,进一步揭示回族的群体遗传特征和起源、迁徙途径,本文将分子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的方法移植到回族学研究中。对回族和相关的国内外人群的Y染色体上SNP位点的多态性数据进行了研究,使用Arlequ in2.0软件计算了Fst遗传距离,并且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分子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对回族起源迁徙研究得出的证据可以与结合民族研究的成果和相关历史资料相对应;证明分子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应用和移植到回族学研究中;同时,分子遗传学和生物信息学在回族学研究中的成果将为回族群体的医学基因组学、药物基因组学研究开辟新的领域,直接为回族群体的人口健康服务。     

孙中山与西藏

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危机重重,如何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与统一,是孙中山必须深入思考的紧迫问题.民国建立后,针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与团结,倡导五族共和,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1924年,孙中山又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之后也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同时,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