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

从文体上看,《五柳先生传》一文是陶渊明模仿正史《后汉书·逸民传》以及嵇康《圣贤高士传》而创作的传赞类文体,不可能是陶渊明的"自传",最多可以看作陶渊明之"自况"。《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主要以扬雄为范本,有意塑造出来的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一个理想人格。由此,海外汉学家基于《五柳先生传》乃陶渊明"自传"前提下得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出发得出的关于中国自传文学特性之研究成果,也有必要做认真的辨析与合理的评价。     

麻扎、信仰与反现代性——论刘亮程《凿空》中的边疆乡土叙事

刘亮程的《凿空》以地处南疆的阿不旦村为原点,从具有神圣意味的“麻扎”切入,在展现新疆日常生活的同时书写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信仰和伊斯兰文明.作品使用“凿空”作为标题,意在重新观察和探讨今日南疆的现状,勾勒出该地区所面临的经济、文化、民族认同等多方面的冲击.其有关动物的大量书写反映了阿不旦村人由现代性所引发的焦虑感及作者对现代性的深切反思.《凿空》用悠长舒缓的抒情性文字,开启诸多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同时也开拓出边疆乡土叙事的新领域.     

论古代白犬书写的文化内涵——以史志、 志怪小说为中心

从文献记载看,古代白犬书写的意义指向比较复杂,总体来看表现为两大文化功能:一是用以祈福辟邪;二是象征怪异.白犬用来祈福辟邪,主要表现在祭祀祈禳、 豢养以辟邪和进入药理几个方面;而象征怪异这一文化现象,先是经过汉代谶纬叙事的发挥而广泛流布,后又进入志怪小说的精怪叙事,在后世形成了谶纬叙事与精怪叙事并存的故事形态."见白犬必有灾咎"这一言说模式得以固定下来.     

历史文化街区叙事空间设计方法的美学思考

历史文化街区通过对城市文化的叙事来呈现历史,展示个性与特色。城市叙事空间像小说文本一样,有着自己语言体系,通过自己的字词句法安排情节,讲述故事。历史文化街区叙事空间方法主要有场景编辑法、蒙太奇叙事法、空间重组法和科技再现法四种,每种方法并非是单一的,在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叙事中,往往是根据所要讲述的历史文化形态,如建筑遗迹、考古遗址、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俗仪式、宗教文化等综合运用。湖南常德老西门,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叙事典型,成功运用叙事空间方法,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老西门的历史,既使人能够产生强烈的空间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加强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手法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叙事手法采用第一人称,以中学生的口吻和措辞对其想象的听众叙述,并赋予听众一些特质.小说在叙事手法和策略上面有重大突破,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在叙事手法上有了全面的创新!严格来说,小说故事情节的设计很简单,也较为普通.但是其叙事手法、叙事角度确是非常的新颖,阅读起来更为有趣.小说从特殊的角度为大家展示了一位美国少年,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困惑、失落、沮丧等一系列的心灵成长、变化,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丑恶,小说的成功因素,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于对主人公性格的塑造!     

“故事的闯入者”们——博尔赫斯与马原的影响和接受关系

自称是"故事的闯入者"的博尔赫斯对小说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首先他驳斥了时间的共时态性与历时态性,强调时间的差异性和个人我属性;其次,博尔赫斯在心理时间基础上追求叙述的感觉化,将叙述导向主观化和非现实化的自由境地;再次,博尔赫斯开创了梦想的诗学,利用迷宫、延宕等叙述手段来增加小说的魔幻色彩。了解博尔赫斯小说的特点十分有助于理解马原小说,马原的叙事革命多方面借鉴了博尔赫斯的经验并有所创新,通过小说形式变革,马原不仅创造了自己也创造了博尔赫斯,更为中国当代小说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卓越贡献。     

“以文为戏”——试论明清小说评点文本的戏谑化书写

作为中国古典文论的典范样式,明清小说评点以其鲜明的叙事形态、艺术特征和时代特色而著称于世,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小说评点文本中戏谑化的艺术书写既是对评点者"以文为戏"审美旨趣在新的文本样式中的理论阐发,又是评点者对戏曲文化深入关照和体认的思想结晶,它为小说评点文本的"跨文化"书写赋予了颇具代表性的典范意义。     

印度莫迪政府的右翼历史观与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的特点及影响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动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新叙事并表现出比历届印度政府更有野心的历史改写企图,旨在服务于印度国族再造议程。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等三个主要特点,在传播手段上具备重视国际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等特点,不仅借助与国外力量的合作来混淆国际舆论,还利用印方主导的传播虚假信息国际网络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内国际叙事体系,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成为该网络重要的传播内容之一,形成了相关虚假信息叙事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合流与反哺。莫迪政府推出的边界战争新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内政,扩大了右翼历史观在印度的影响,并引发外界对印度军队政治化的担忧。新叙事还产生了深层次的外交影响,在政府主导、社会舆论鼓吹等联合作用下,莫迪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为对华方向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准备了基础舆论环境。新叙事操弄对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僵化,还配合右翼意识形态冲击印度对外经济政策,影响更大范围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新浪潮电影的本土化实践——以严浩《似水流年》为例

作为新浪潮电影在本土美学实践的代表作,严浩的《似水流年》借助西方现代电影语言进行了电影内涵、意义表达的艺术实验,开拓出了一片不同于香港主流商业电影的影像空间。《似水流年》具有多重美学意蕴,反映了城乡切换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变,也意味着因时间与空间中的移动,人的精神结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发生了改变,而这恰恰说明,个体或群体的主体性在城乡切换的多元建构中至关重要。该片展现了港人由于所处历史时空与母体文化存在的割裂性,同时也反映了其对中华母体精神的依存性,因此电影不仅具有中华母体文化内涵与精神底蕴,也具有现实意义与审美价值。     

历史如何叙述当代：近三十年来文学的历史循环叙述

历史循环观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的小说中大规模出现,描摹出某种本质化的历史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这些历史循环叙述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进行隔离处理,无法鲜明塑造当代社会变革中的主体性形象,同时还要面对当代公共文化意识中启蒙理性潜在而有力的质疑。面朝历史却又立足当代的历史循环叙述,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与语境下,考虑循环与发展的融合、否定与肯定的辩证,实现历史与当代的精彩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