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之变─—论先秦至唐代自然美观念的嬗变

本文试图勾勒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变化的历史流程与美学指向，并在此背景上澄清山水文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者认为，中国艺术中对自然的认识，从先秦历晋宋再到唐代，经过了正、反、合三个阶段。作者侧重运用纵向比较的方法，指出从晋宋到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满足自然景物的外在形式，到探究山水的内在意蕴与意趣；由物我并峙．转变为物我交融，情景合一；就美感认识层次而言，由属耳流目，极视听之娱，上升为怡神悦志，通过礼赞自然，获得对宇宙人生的审美顿悟。     

与第二语言自然习得有关的变量

本文通过实例阐述了与第二语言自然习得有关的变量：课堂教学、社会大环境和个体特征，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东山法门与禅宗初创

中国禅宗初创于四祖道信，基本完成于五祖弘忍。由道信到弘忍的“东山法门”，无论是禅法思想、传法方式，还是判教说法、活动范围，都已具备了禅宗的各种特点，如不倡读经禅，不立文字；农禅并重，随缘任运；修行简捷，意在守心；明心见性，证悟成佛；等等。中国禅宗丛林制度的基本原则思想，在东山法门也已初步形成。正因为有弘忍实际形成宗派在前，才有南能北秀的门下傍正之争随后。以六祖惠能为禅宗创始人的看法值得商榷     

中西传统诗歌中不同的自然意识及其哲学内蕴

中国传统诗歌中常常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自然,力求以自然自身呈现的方式呈现自然,使之与人的情感平等交融;而西方传统诗歌则将人的感受放在主位,以人的情感而不以自然的存在为依归,使自然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中国诗歌的这种现象可从老庄的道家思想中追溯哲学本源,而西方诗歌的此种倾向亦可从其文化中天人相分的传统哲学内涵中寻求根源.     

魏晋士人生活审美谈

造就魏晋士人诗化人生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哲学自然观的树立;怀疑论哲学思潮的流行和对人的 生命的高度自觉;人物品藻和对人的内在精神面貌的重视。     

论雍仲苯教的生态伦理观

自古以来,藏民族对自然界的敬畏感和感恩戴德思想,与雍仲苯教对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世间万物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哲理思想一脉相承,它在维护藏区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文以大量的苯教文献为依据,对雍仲苯教人与自然“合而无离”的生态伦理观作了诠释。     

五台山沙门道与密教中国化

本文从佛教文化在中国承袭和衍生的角度,通过对五台山沙门道(辰殳)及其思想的研究,论述了道殷对密教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     

辛词黄诗用典故之异及其原因

辛弃疾的词、黄庭坚的诗,都以善于用典而著称。但辛词与黄诗用典则又有不同:辛词用常典,沿用原意,用典自然,而黄诗用典冷僻,以故为新,“宁不工而不肯不典”。作者时代、经历、文学主张和作品体裁等多方面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     

即日用常行而成就道德--谈谈儒家的道论

儒家所言之道和人伦日用常行之事是相即不离的关系。他们讲成人之道,不脱离知识技术的传授,但目标在于成就道德人格。道德成就的前提是不悖离人及其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实现人与自然及社会万物的本源性沟通,这样的沟通只有在人伦社会中才能实现,从而达到人格的至善和社会的和谐。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