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竞争的新阶段--标准竞争的形成、市场结构及其特点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竞争存在动态演进过程,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产品竞争、成本竞争、品牌竞争、服务竞争和标准竞争。其中,标准竞争产生于新型的市场结构———竞争性垄断。在标准竞争中,竞争的核心是产业技术标准,竞争的基础是用户安装基础,竞争的经济法则是需方规模效应,而竞争的主导战略是领导者战略,主要的竞争策略是用户锁定。     

中国反垄断需具体操作

今年8月1日,《反垄断法》施行。日前,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就反垄断接受记者采访。盛洪认为垄断是中国经济的隐忧。在他看来,中国只要完全打破垄断,就一定能焕发出更新的、更巨大的潜力。对于今年施行的《反垄断法》盛洪称,中国的反垄断不仅要通过一部法律来奠定政治方向,同时还需要一个具体的操作。     

自然美的撕裂与弥合——《故乡》的一种读解

鲁迅小说《故乡》的审美价值,可谓多多。如果从生态文化为切入点,可以得出新的认识:一是自然神话世界的撕裂与变异;二是“我”与闰土互补互渗,展示出古道悠远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撕裂与变异;三是生态人格的撕裂与变异。总之,《故乡》中的人们,都处在自然、社会、文化的动态过程中,经历着生态人格的撕裂与变异。     

西方人与自然伦理关系思想述评

近几十年来西方思想界从哲学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促使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与环境伦理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两大流派。本文对其中的各种学说观点做了详细论述和评析,认为在当前现代化建设中,有分析地借鉴西方思想,对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理论学说,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极有意义的。     

行政垄断的概念研究

只有准确地定义了行政垄断 ,才谈得上如何来有效地应对。本文将国内学者对行政垄断概念的描述进行了归纳整理 ,通过比较分析了界定行政垄断必须明确的几个问题 ,并据此提出了行政垄断的定义。虽然此定义亦存瑕疵 ,但不断寻求精确化的结论和解释是法律发展的目标 ,笔者正是希望能借此文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孝道本质的一种解读:以人的基本属性为基点

孝道作为以人为发生对象的社会价值,其本质解读离不开人的自身属性。以人之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孝道本质解读的基点,孝道本质的理解就产生了层次性。基于人之自然属性,孝道一般本质可以理解为贯穿于一切人类文明的"爱";基于人之社会属性,孝道的特殊本质可解读为专属于儒家思想的"和"与"忠"。孝道本质适用类别和范围的差异是孝道本质层次性的根源,孝道"爱"之一般本质普适于当前社会,而特殊本质之"和"与"忠"则会消失或转变。因此,新时代实现孝道本质理论创造性转化的突破点在于探求孝道一般本质在新环境下衍生出何种新的特殊本质。     

论我国垄断协议规制制度的实施与完善——以《反垄断法》修订为视角

垄断协议规制制度作为我国反垄断法基本实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的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实施十多年来对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既有对相关规则的理解和适用中的问题,也有规则本身的问题,因此需要相应地进行修订完善,包括完善现有的条款,也包括新增一些条款。例如需要完善现有的垄断协议定义、豁免条款和垄断协议的法律责任等;新增串通招投标条款、安全港条款和轴幅协议条款等。     

重审裴頠与贵无论之关系

裴頠对贵无论有着双重态度,一方面为对治西晋元康时期偏执空无的贵无论,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崇有论体系,但受限于对治情境,这个体系依然存在层次缺失,并因此制约了其理论的深入;另一方面在追求整全真理的意义上,他实质又肯定一种"真正"的贵无论,认为它通于融贯有无的最高哲学。就其批判的现实指向看,裴頠的崇有论旨在针对当时的贵无论,而无意针对王弼贵无论乃至整个魏晋前期的贵无论思潮。进一步就学理看,裴頠的崇有论其实也无法对王弼贵无论乃至后来有所偏执的阮籍贵无论构成真正有效的批判。所以无论从事实或学理角度,崇有论都不适合被整合进魏晋玄学"有无之辩"或"自然与名教之辩"的逻辑闭环之中。如若淡化对思想史特定发展逻辑的强调,崇有论的思想意义或能得到更好揭示。     

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中的审美观

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是作曲家在长期写作实践中创作出的一系列以蒙古族文化内涵为表现内容,以蒙古族风格的民歌、器乐曲旋律或自创的带有蒙古族风格的旋律作为作品主题并贯穿发展的交响乐作品。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是作曲家眼中的蒙古族历史、英雄、自然风貌、民俗风情等一切涉及蒙古族文化所包含的内容,表现的是蒙古族的精神、性格和气质,传达的是蒙古族的崇高审美理想,是蒙古民族的感情、特有文化和审美方式的升华。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实践之解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