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自然”网络中的群体生命形态

在有关《生死场》的启蒙主义解读中,对小说中体现的群体生命形态全盘否定的倾向早已屡见不鲜,然而这是非历史性的,有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偏颇,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小说的曲解。运用文本细读法和阐释学理论,在与前人对话的基础上,从人和自然的关系层面出发阐释《生死场》,可以呈现其中的群体生存状态和生命形态及其所蕴涵的意义,进而肯定农民作为自然之子所表现出的与自然之间的亲和关系以及对自然的珍爱和敬畏,同时对人的生命意识、主体意识的沦落现象进行追根溯源。     

诹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上)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确实存在哲学本体论。它既不是物质哲学本体论,也不是实践哲学本体论,更不是社会生产关系——实践本体论,而是劳动哲学本体论。这一本体论思想散见于马克思的哲学文献及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为了厘清这一本体论中的本体——劳动,马克思前无古人地揭示了劳动的原型性质、历史性质、属人性质、基础性质、预设性质和受动性质。这些性质的揭示有赖于对主观—客观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的批判,马克思所主张和运用的是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汉娜·阿伦特以谬解"消灭劳动"提法的方式攻击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但其思想混乱在马克思原生态的强劲思想逻辑面前暴露无遗。     

论民族融合大势之下的西晋“徙戎”理论

西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重要阶段,民族关系问题成为西晋政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这一时代,邓艾、傅玄、郭钦和江统都提出了“徙戎”理论,即试图通过胡汉分治化解民族矛盾,确保王朝的长治久安.但这种“徙戎”理论在当时并没有被统治者所采纳,其原因固有多端,但综合来看实由民族融合大势使然.     

论法治的妥协性

法治是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个体的分散意志经过妥协形成的法律是对各方利益的均衡。故阶级斗争思维与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民主是多数人的政治,但多数人的权利亦须受到制约,这是由法治的妥协机制所决定的。以权利制约权力、分权制衡体现了法治的妥协性,同时法治的妥协性还体现为对传统的尊重和让步。     

漫谈德性伦理问题

围绕某一学者或者某一学者的最新作品对某一问题展开讨论是现代学术的一种工作方式,在欧美学界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在国内学界这种方式还不太普遍,除非享有某种文化特权或者社会特权的人,才会有这样一种方式。西方学人把这种方式叫做"workshop",意指围绕某一本书或者某一学者的     

笛卡尔“nature”概念辨析

笛卡尔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physis"(自然)的定义,认为"nature"就是一事物所具有的本性或本质,或者说具有某种本性或本质的事物都是某种自然事物。由此,笛卡尔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事物的本性(自然):精神性思维、广延性物体和身心的统一体(人),树立了两种不同的存在论标准下的自然物体观,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机械论自然哲学。     

公民责任：动因分歧与协调

公民意识教育重在公民责任意识教育,公民责任意识教育的有效性在于激发公民内在责任养成动力;公民责任养成动因具有两种运行机制：功利论和道义论;功利论动因尊重公民责任的获利权而具有现实性,但强调责任的功利性手段又具有局限性;道义论动因以其“利他性”而成就了公民责任的崇高性和造就公民道德品质,但忽视甚至否定合理的个体利益诉求又超越了现实;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公民责任教育的有效性和和责任行为的崇高性。     

施密特论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双重逻辑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代表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曾试图立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阐述其对自然以及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关系问题的看法.然而在论述的过程中,施密特的逻辑线索并非一以贯之、首尾一致的.在“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双重逻辑的作用下,施密特有关自然概念的阐述曾一度非常接近马克思的真实语境,然而由于对自然与社会非同一性的过分强调,“自然的社会”逻辑最终将“社会的自然”逻辑彻底颠覆,施密特也逐渐倒向了旧唯物主义的理论阵营.但无论如何,施密特的理论尤其是他关于自然与社会双向中介的思想,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视阈与当代中国发展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启了生存论视阈中的“生活世界”,赋予人的生活世界的生存论以优先地位,从而发现了真实的历史.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中,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解答这一重大问题的有益探索,既有利于避免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片面发展,又有利于避免陷入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抽象发展.     

艺术生产论的当代意义与发展局限

艺术生产论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近年来理论界对其的反思和评价很少深入联系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而这恰恰是评价艺术生产论理得失的关键,应联系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这样才能对艺术生产论的当代意义和发展中的困境作出准确的评价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