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自然概念的多维度解读

已有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概念的解读要么只关注作为本体的自在自然,要么只强调自然的社会历史特性,并以此来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概念的区别。这样的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简单性和片面性特征。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概念是相互一致的,并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性特征。优先存在的天然自然、人自身的自然、通过实践作用的人化自然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概念的三个具体维度,并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三个具体的维度又具有历史发展的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一段令人缅怀的批评史——重读1946至1949年的西方文论经典

1946至1949年西方文论的丰硕成果,为我们书写了一段令人缅怀的批评史。短短几年间,竟有如此众多的批评经典竞相问世,而且每一部都非同凡响,的确堪称批评史上的一个奇迹。尽管那一代批评家早已风流云散,但他们的批评论著却至今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布鲁克斯的《精制的瓮》、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代表了这段批评史的主导倾向。     

试论霍布斯设计的现代政教体制

本文通过分析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和《比希莫斯》中的神学政治论,评判霍布斯对于宗教的哲学立场与实践立场,阐明这种宗教抉择背后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根基,同时评介多位现代学者对霍布斯神学政治论的研究,并且展望一个较大规模的研究:即现代政教合一体制是否存在的问题.     

在自然的怀抱中塑造自己的人格——徐志摩与雪莱诗歌自然意象比较

诗人对自然有着与生俱来的虔诚与顶礼膜拜,徐志摩在自然中显得逍遥而拘谨,体现出一种乐观式的悲观情思,而雪莱在自然中显得沉静而放达,渗透着一种悲观式的乐观情怀。他们通过诗歌在一种独特的体验下建立属于他们各自的自然意象群落,并且都带上了强烈的主体意识色彩,其艺术表现方式由此也各具特色。     

基于模因论的汉语公示语英译探讨

从模因论角度看,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并作为模因载体进行传播.模因通过语言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就是源语模因得到传播并产生等效语用功能的过程.公示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应用文体,可以看作是语言模因集合中的特殊因子.在明确公示语的语言及社会语用特征的前提下,将模因论引入公示语英译研究领域,可以为公示语的得体英译提供有效策略,如直接引入目的语模因,侧重复制核心模因等.     

后战国时期自然合理性观念研究

所谓"自然合理性",主要就是指"天时","天时"是一个时间秩序问题.时间秩序就是用时间来控制和安排政治事务的制度.自然合理性就是考虑如何通过时间的调节来使政治运作吻合于自然规则.在后战国时期,时间与权力的制度性结合和观念性渗透呈现出某种转折性态势,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构成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体系的出现,将时间引入政治实践才有了稳定的制度基础.     

山东省古今县名命名方式初探

县级政区地方在行政区划中是最稳定的,这也使县名命名方式有其自身的形成特点和命名规律。对县名命名方式的考察有助于政区演变的研究。因此,通过一定的分类原则,对山东省古今县名进行归类分析,全面考察山东省古今县名的命名方式,主要从自然条件和人文方面两大方面,再分项归类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律分析,初步总结出普遍性与稳定性两方面规律。     

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互助”话语影响下沈雁冰对妇女解放的思考

互助论是沈雁冰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吸收的话语资本。互助论能够涵盖沈雁冰话语资本的基本要素,沈雁冰借由这一理论将妇女解放运动从理论探讨引向实践领域。互助论所蕴含的弱者联合、个人主体性发挥和道德提升等涵义,满足了沈雁冰对妇女解放实践途径的想象。他立足于新的话语资本,以互助论为方法论指引,为婚恋关系设定了新的原则,并且重新诠释了“家庭服务”的概念。在理论探索方面,沈雁冰的妇女解放问题研究为新文化运动积累了新的话语资本,代表了当时的理论研究水平。而从操作层面来看,他的实践设想具有“空想性”色彩,缺少理想的“执行者”。但无论如何,这些成果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