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侗款与侗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组织(老人协会)与侗族地区现代社会治理主体(村支两委)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从社会主体层面来看,绝大多数村寨中村支两委处于领导和支配的作用,而老人协会起着配合和协助的作用;从社会治理制度来看,现代政府社会管理制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而村规民约在村寨社会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弥补了现代社会制度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不足;从社会治理主体互动方式来看,主要有乡村社会村寨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和乡规民约制定主体间的两者互动方式;从社会治理效果来看,老人协会(村规民约)与村支两委(现代制度)有效互动,社会治理效果良好。     

甘蔗种植与壮族社会文化变迁——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果怕屯为例

20世纪90年代后,甘蔗的大面积种植导致壮族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于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果怕屯的调查显示,村民的生计方式由种植粮食作物转为种植单一的经济作物,生活方式从依自然而行转变为围着甘蔗转,经济性质也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经济。甘蔗种植既是果怕屯人改变生存状态的经济方式,也是当地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诱因。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和延续传统文化的活力,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把握社会发展方向需要思考的问题。     

欲望天梯——来自沈远的艺术报告

一高一矮的两个建筑之间由正在慢速运转的旋梯连接,而这便是艺术家沈远构筑的"天梯"。顶着7月酷暑,沈远个展"天梯"在798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开幕。除了大型装置作品"天梯"外,该展还亮相了"南岭史1957—2005"、"香料"等几件新作,沈远称自己希望通过天梯这一作品反思当前的建筑速度、建筑繁荣攀比现象。"天梯"直指建筑"...     

尹昌衡西征与民国初年康藏局势变迁

［摘要］辛亥革命胜利后，面对康、藏局势的全面恶化，北洋政府饬令川、滇军出师平乱。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尹昌衡力挽狂澜，迅速平定了康区乱局。随后，北洋政府基于种种因素的考虑，中止了川军西征入藏。尹昌衡西征过程虽然为时甚短，但是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图谋以及康藏地区的稳定却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女性创业动机变迁与自我发展

选取浙江省杭州市20名创业女性为访谈对象的创业动机变迁研究显示,在2005年之前,女性创业动机以"推式动机"为多,而自2006年始,女性创业动机呈现出以"拉式动机"为主的趋势。这种变化主要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个性更为独立、追求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等相关。女性创业动机的变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女性自我发展正趋向更高的水平。     

海外高校品牌特色

真正的品牌高校，厚重得无法度量、称重、估值，她们本身就是尺度。她们从小屑于润色、包装、评判，文明往往从这早开源。世问有真理，她们足真理的发现苔，时代有变迁，她们是变迁的发源地。     

制度变迁理论视野中的新时期传媒体制变革

新时期以来,传媒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经历着自身的体制变革。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审视,传媒体制的变迁历程经历了"二元化"改革探索期、"市场化"改革发展期和"双轨制"改革深化期三个阶段。新时期我国传媒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和体制变革包含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路径模式,只是在改革进程中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同;促使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动力因素则为明晰产权的欲求、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变迁主体的意愿。     

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律师职业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根源的探讨,通常遵循国家主义的认识论,即国家意志主导甚至决定了法律体系变迁的所有方面。这种认识论虽然能够较好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法律体系在中国的再造,但是未能全面把握当前的复杂情况。以律师职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迁为例,利用定量数据和实证方法说明国家、市场和社会对法律体系的多重动态影响,提出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理论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已逐步由国家主导的格局,演变成国家、市场、社会和法律体系之间相互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格局。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效率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交易费用思想,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了企业经营与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竞争与垄断问题,使现代企业理论得到了全面且深入的研究。从制度对交易费用影响的分析范式来看,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政府应该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激励政策的设计者与监督者,国有企业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执行者和引领者。同时,政府需要建立透明化竞争平台,引入民营企业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提供服务,从而实现国有企业效率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乡土童年记忆追溯与童年生活变迁的个案分析

童年是社会和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童年生活反映了一个时代所具有的特点。通过对童年记忆的追溯，发现80后和00后童年生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并从童年生活的内容、童年生活的方式、童年生活的空间及童年生活体验对其变迁的过程进行了分析。进而从童年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的影响尤其是信息化时代的影响等方面讨论了童年生活变迁的原因。并从个案出发反思传统童年生活和现代童年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童年生活中儿童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