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重建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学术界已从哲学、文化、政治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较多较深地研究,但却没有从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角度进行过讨论。事实上,梁漱溟正是通过此书,第一次较系统地表述了自己对教育根本问题的看法,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进行了重建,本文对梁漱溟通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重建及其得失进行分析     

精神文明是否生产力之探讨——与张金根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系统,实质上提出了“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人口生产力”等生产力的概念,我们确认精神文明是生产力,具体说是精神生产力。当然又不可将精神文明与精神生产力绝对划上等号：第一,精神生产力的表现过程及其结果具有二重性,一是有健康、进步的精神生产及其优良产品,二是有不良的、落后的精神生产及其劣质产品,前者属精神文明内容,后者属精神野蛮内容,从这点上讲,精神生产力的外延比精神文明的外延要宽阔些;第二,精神生产力的表现过程及其结果中的健康进步的精神生产及其优良产品,只是精神文明的前提内容,精神文明还有一个后续内容即对优良精神产品的享用,因为通常掌握的精神文明的基本蕴含是人们精神生产的进步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这点上讲,精神文明的外延比精神生产力的外延要宽阔些。本文还认为绝不能泛用哲学基本问题中的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这个尺度来确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哲学属性,它们并非历时性存在而是同时性存在的两种文明果实,它们都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进步的积极的成果,精神文明的哲学属性是实践     

“截断众流”与“中西互释”——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讨论

在近百年间被归于中国哲学这个大题目下的研究内容中间,存在两个可称为“截断众流”和“中西互释”普遍方法,但相关的学者在运用的当中却缺乏针对它们的清晰论说与系统反思,本文就希望较全面澄清这两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前一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前史的认识：一个动态的思维变迁过程并不等于一幅静态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果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现在有必要为中国哲学添补一段“史前史”而不是求助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决定论,但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来讲却仍困难重重。至于第二个问题因关涉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至今为止的种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述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不能保证已经获得了贯通中西学术的统一标准,比照佛学入中土时所经历的“格义”过程,也许会对我们理解现在西方哲学的传入有所帮助,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取得足够的谈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话语,或另辟蹊径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国学的存在     

也谈“共产主义三阶段”──与刘宏元同志商榷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来就是一部争议颇大的文献,原因之一是它写于作者思想急剧转变的时期,本身就是一部探索性的文稿。如不弄清文本的历史语境,深入文本实质内容,就很难正确把握其中的有关论述。本文认为,刘宏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超越私有财产水平》一文中据《手稿》提出的“共产主义三阶段”论,其实是对三种共产主义理论学说的误解。文章结合历史时代背景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深入文本实质内容作了具体解析。     

基于哲学视野的技术创新理论演进研究

技术创新理论演进和西方哲学发展两者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彼此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基于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可将从熊彼特首次提出技术创新概念后的技术创新理论的历史演进,划分为线形结构、系统综合和生态进化三个发展阶段。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价值理性和动态演化是技术创新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点所在。     

当前意识研究的自然科学取向及其意义

当前自然科学界掀起了一场研究意识问题的文艺复兴运动。意识范畴这一传统的哲学主题不仅没有终结,反而被推向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前沿。生物学、物理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等自然科学范式的约束与启发,使新世纪意识科学的研究重点及问题类型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意识研究的复兴体现出了重要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渊源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实践哲学的创立者,为了更好地理解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内涵,我们尝试从古希腊特有语境和实践哲学的衍生入手,通过对实践哲学产生的土壤——城邦特质分析、实践哲学主体——人的主题化演变、实践哲学目的——善的分类,来破解实践哲学产生的维度,力求复原亚里士多德实践思想产生的原貌并挖掘其合理内核。     

东北亚文化与东北亚哲学

东北亚哲学是东北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亚哲学是东北亚文化总体的指导思想.也是东北亚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东北亚哲学的价值观、天人观和辩证思维方式,是引领东北亚社会繁荣发展的先进文化.     

哲学的还是政治的——评桑德尔的至善论

作为公民共和主义理论的重要成员,桑德尔对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立场持尖锐批评态度。桑德尔认可至善论,而其至善论思想可以分为哲学的和政治的部分。哲学的部分以自我与目的的关系为切入点,以道义论的道德主体概念作为批判焦点,刻画了人的本质的哲学人类学面貌,树立了颇具黑格尔主义色彩的交互性主体形象。政治的部分体现为公民共和主义的公共哲学思想,欲在公共政治安排上取代程序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然而,桑德尔的论述批判有余,建构不足,其理论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性和批判性观点嵌入到当代民主政治的讨论中。     

卫礼贤与“道”——《中国哲学导论》中“道”的一词多译之探究

本文通过对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卫礼贤的最后一部哲学论著《中国哲学导论》(1929)的翻译和研究,整理归纳了卫礼贤对中国哲学的核心词“道”的五种不同译法,深入剖析了他如何用“一词多译”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文本、不同哲学家、不同时代及不同思想维度中的“道”进行诠释。同时,本文以术语学(Terminologie)为研究方法,聚焦于卫礼贤用来翻译“道”的几个德语哲学术语,并对这些词汇进行溯源。以此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卫礼贤作为对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均有深刻理解的汉学家,有意识地从跨文化比较哲学的角度出发,将“道”转换为德国哲学中与之相匹配的哲学概念,并将其介绍给德国思想界的路径。重新审视卫礼贤对“道”的“一词多译”,在加强当今中外文化互鉴和中文著作外译方面具有积极且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