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以及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当权者的主要执政思想,并对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中国也正以世界级的加工厂身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但是,现阶段的城市发展却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首先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由来以及涵义,然后探讨它们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危害,最后阐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策略。     

社群主义公共利益观和国家观辨析

社群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是在对抗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祉群主义力图把社群利益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强调“公共的善”优于“个人的权利”;主张“强国家”,反对“小政府”。这种思想对纠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偏颇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这一以对抗性形式出现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国际贸易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趋势

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迅速渗入国际贸易领域,形成了一套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贸易政策理论.新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理论已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有着一种扩张的趋势.贸易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趋势与相关理论的进展有密切的联系.本文检视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的实践,并进一步探讨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的方法论特征.了解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对中国开放和融人世界经济有重要意义.     

澄清被混用的"新自由主义"--兼谈对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翻译

在英文中,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代表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和诉求的思想流派,且本来分属政治哲学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的学科语境.由于它们都被翻译成"新自由主义",当前国内学术界普遍在批判Neo-Liberalism时,导致批判本身的错位和人们对New Liberalism的很大误解.将New Liberalism译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统一译为"‘新' 自由主义"或"新古典自由主义"有利于正本清源,促进学术对话.     

特殊的视角与独特的历史——西方和谐社会理论的冲突论基础

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冲突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模式是一种新的尝试,虽然社会学理论也曾试图对冲突理论进行历史性考察,但其理论根源通常是止于马克思,尽管存在对柏拉图等人的研究,但对他们的冲突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的归纳和整理,使他们的冲突理论依然没能独立出来,而且对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也未曾给予必要的关注。这里,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冲突理论的发展阶段,其代表性的冲突理论包括托马斯.阿奎那冲突模式理论;马基亚维利的冲突模式理论;圭恰迪尼的冲突模式理论;霍布斯冲突模式理论;卢梭的民主冲突观;博林布鲁克冲突模式理论;自由主义多元论;马克思主义两极冲突模式理论;和谐主义冲突模式。     

欧美当今主导政治思潮析论

自冷战结束,尤其是小布什当政以来,原本密切的欧美关系出现裂痕。通过对欧美主导性政治思潮演进的学理分析,可以发现裂痕的实质性原因是双方主导政治思潮———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对立。由此带来当今双方对内对外政策的差异,并对未来欧美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     

霍布斯与洛克政府理论及其比较

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两位奠基者霍布斯和洛克的政府理论进行了比较,指出霍布斯和洛克虽然在政府理论的表现形式上大相径庭,但在内在的逻辑上却是一致的。从霍布斯到洛克的政府理论的发展,也反映了自由主义内在逻辑的完善。     

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背景下分配政策的思考

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初次分配领域贫富差别扩大,再分配力度不够是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希腊债务危机的产生,是初次分配中贫富差距扩大且依靠超过经济负担能力的再分配来调节的共同结果。中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阶段,应对美国和希腊在收入分配领域的教训引以为戒,政府应在初次分配中提供机会公平,干预过程公平,同时进行适当水平的再分配,防止效率损失。     

徐复观的政治思想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

为了熔铸儒家的德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采取了民主精神亦即自由主义精神与民主政体两条进路,用儒家的"文化自由主义"或者说"道德上的自由主义"涵摄与超越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精神,并借助"无为而治"这一观念从政治主体、方略、目的和人性论预设四个维度重释儒家的德治,以至与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守夜人"国家理论、"有限政府"理念进行会通。由此形成徐复观政治思想之基本性格,并成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代表。     

重估文化的位置——兼论新自由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危机

学界针对文化研究的批评和指责,其实质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即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问题。种种关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观点都面临着语境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参照系,在新的全球性历史语境中重估文化的位置。在资本强权逻辑的胁迫下,那种精心营构的有机的、批判的文化观念不得不让位于空洞媚俗的新自由主义大众文化。由此,我们提出重构一种有机的、具有批判潜能的文化的可能途径：一方面,阿帕杜拉的“草根性全球化”无疑敞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开启了一扇与全球资本主义若即若离的、便于开展游击战术的独特空间。那种有机的、建构的文化,正是有望从全球草根性群体中生发、蔓延,成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另类声音;另一方面,重返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前伯明翰时期,在文化研究学术史的脉络梳理中发掘出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在文化研究兴起和全球旅行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无疑为我们在当下语境中重估文化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