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外报

中国城镇化应遵循"市场力量"彭博新闻社网站9月10日中国需要一种允许城市随着不断变化的环境自由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同时,需要一种能够为这样的城镇化进程提供推动力的融资体系;便于人口流动、而不是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服务和居住政策等。     

解读克拉斯纳的国际机制思想——对国际机制作为干预变量和自由变量的思考

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在国际政治领域对国际机制的研究更是百家争鸣。本文是对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斯蒂芬·克拉斯纳的国际机制理论的解读,主要从他的两篇文章《结构性原因和机制的后果:机制作为干预变量》和《现实主义机制的限制:机制作为自由变量》来思考国际机制的地位和作用。     

当代我国出版自由研究

当代我国的＂出版自由＂,应着眼于法律如何保障出版自由和如何规制出版自由。即现阶段我国＂出版自由＂的内涵是：出版自由是公民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将作品编辑、加工并复制后向公众传播,以出版的形式发表意见来参与管理国家、公共等事务的权利。研究＂出版自由＂时应正确区分出版自由和政治自由、表达自由、新闻自由、议论自由的区别与联系。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有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却没有＂出版自由法＂,其实＂出版自由权＂与＂著作权＂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出版自由权是著作权的前提和保证,而著作权则是出版自由权得以落实和具体化的司法手段。     

试论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观

弗洛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把自由的获得与自由的丧失视为共生的两极,人类越是获得自由,同时也就意味着越是丧失自由.现代人陷人了普遍的生存困惑中,从而选择了"逃避自由".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的特色——自由组配

本文对《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第四版和《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的组配方式进行比较,指出前者是无需根据类目注释规定,完全根据文献标引和检索需要进行的组配,后者属于根据类目注释的规定所进行的组配.论文详细分析了它们在组配规则和方法上存在的差异,及其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哲学、智慧与自由

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不是在求分别的真理,而是要求"穷通",把握关于性与天道的真理性认识,即智慧.哲学、科学、技术道德以及全部人类的文化归根到底是探讨人的问题,是为了使人成为自由的人、觉悟的人.     

让“看起来很美”的新兴职业破壁出圈

有机构数据显示,在"五一"小长假中,随着新兴玩乐消费的异军突起,许多新兴职业进入大众视野,有侍弄萌宠的撸鸭官,也有整理收纳师、密室策划师、自习室社长和宠物摄影师。相比传统行业,新兴职业从业形式更为灵活,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因此吸引了许多市场嗅觉敏锐的年轻人。或许不少新兴职业仅跻身"利基市场",投入少、规模小,难比肩涉及群体更广的传统行业。     

现金股利政策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股利“替代”模型和“结果”模型之辨析

股价的崩盘严重干扰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也损害着投资者利益和公司价值.因此,探寻防范股价崩盘风险的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07-2013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观测样本,实证考察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金股利分配倾向与分配水平均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负相关;以会计稳健性水平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变量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显著增强了现金股利分配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敏感性.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是公司治理改善的结果,从而支持了股利的“结果”模型,而非“替代”模型;同时也为现金股利政策与股市风险的相关性研究提供了增量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证据,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和防范股市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列宁关于报刊发展的路径探析及其当代启示——基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从基本自由、经济保障、价值取向和党性原则的角度对俄国报刊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具体、系统的理论阐释,他认为要实现报刊发展就必须彻底摆脱警察压迫、摆脱资本、摆脱名位主义以及摆脱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当下,回顾与反思列宁有关报刊发展的路径探析,可以得到3点启示: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提供根本保障;其次,要遵循“以人为本”,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的队伍建设;再次,要恪守党性原则,增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的领导能力。     

被冻结的民主:政治道德的破产与绝对自由的悖论——费赫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哲学批判

因激进的政治主张和不成熟的民主实践,法国大革命为后世广为诟病。尤其以恐怖专制的雅各宾主义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下被反复批驳。费赫尔从国家政治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由"指券体系"所催生的国家干预政策与"德性共和国"的虚假预设,是大革命从民主走向专制的内在根源。他们将抽象的道德理想投射于具体的政治领域,并借助暴力手段使之进一步泛化到社会各个层面,从而强制营造出德性-国家-民主的蹩脚统一。当道德的衡量标准被肉身化为世俗的革命领导者时,政治民主就被道德专制所取代。其过程本质是哲学层面的绝对自由仓促应用于现实社会的结果。因此,大革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一场哲学实验的失败。而对大革命内涵的揭示,不是要脱离于它的历史区间以思辨的形式凌驾于现实之上,而是要通过展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缩短和减轻历史进程中不必要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