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与国体--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文体变革

日本近代的文体变革与民族国家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迈向了民族国家的征程。在国家意识的支配下,日本以东京话为标准建立“国语”来统合全体国民。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日本知识界在书面语系统着意削减汉字、增加假名,建构与“汉文脉”不同的“言文一致体”。通过报纸杂志的传播、学校教育的推广,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动员和战争报道的大量应用,最终形成了一种与口语密切结合、并适用于所有国民的新型文体。     

非自由劳工与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多样性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是以“双重自由的”雇佣工人的存在为基础的;并且,在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过渡,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出现的。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则表明：资本积累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互动。不仅会使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形式隶属长期延续下去,而且会重新创造出各种形态的非自由劳动关系,以维持资本的赢利能力。这些研究证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多样性和在特定条件下退化的可能性。     

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刍议——以对事实的认定为例

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主要包括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判断证据之证据能力即合法性的自由裁量和适用证明标准的自由裁量。当前,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质量不高且比较混乱,基本没有规则可循。要搞好合同案件民事审判中法官对事实认定的自由裁量,必须在思想和组织上高度重视,加强对事实认定方面在判决书中的说理和公开审判制度,加强监督和对错案的纠正。     

原因自由行为的基本问题探讨

原因自由行为是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且在此状态里导致某一犯罪构 成客观方面实现的行为。其可罚性在于它是“同时存在原则”的一种例外。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马克思文化生产思想与文化产业发展

马克思认为文化生产是生产的特殊方式,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历史形式相联系,并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生产有着被资本纳入价值增殖过程、发展为文化工业的趋势,这会提高人的能力,但又异化了人。到共产主义社会,异化将被扬弃,文化生产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会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的文化生产思想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当下中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必须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文化生产只有立足于为了人,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困境与出路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改革既关系到农民的核心利益,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村改革的成败。面对当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中的种种问题,改革是应有的、必然的回应,而改革方案的选择则必须十分慎重。通过深入梳理、分析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与困境,不难发现建构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制度具有坚实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本文将从一般原则、具体建议、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等三个层面阐述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制度的建构。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

核心价值观是指文化内核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优秀价值观,在整个价值体系中居于基础性或支配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建构,必须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本质;必须要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相结合;必须要吸收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优秀价值;必须要高度提炼,易识、易记、易于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提炼为:共富、公平、和谐、自由。     

表达自由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价值及其实现

表达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利,它的充分保障可以使立法更民主、科学和理性,促进和维护司法公正,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使公民更自觉地守法,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表达自由的实现要以保证知情权为前提和基础,要有宪法和法律、司法的保障,并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和民主政治的素质和能力。     

战国时期贵士现象解读

战国时期,诸侯力政,在“得士则兴,失士则亡”的社会现实下,时君世主出于襄助霸业或生存发展之需要,给予士人无上的尊崇和荣光,社会上形成了浓郁的责士之风。士人凭借自身所拥有的“道统”优势和智能资源而自由驰骋、傲睨权威,铸造了中国古代史上绝无仅有的“百家争鸣”和抗礼王廷的辉煌,在“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时代大潮中充分展现着自身的价值。士的人格就在这种自由地流动、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批判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和高扬。     

农业女性化视野下农村妇女发展的困境与政策调适——基于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观的分析

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变迁进程中农业生产主体女性化特征表现明显。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农村妇女发展因遇到新问题而陷入困境。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理论为分析农村妇女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依据该理论,农村妇女发展的困境本质上是可行能力贫困,解决农村妇女发展问题的关键是提升其可行能力。农村妇女在获取资源与机会方面的障碍,实质上是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等工具性自由的缺失或削弱。从这些方面出发,改善农村妇女的可行能力,是公共决策恰当回应农村妇女发展问题并实施政策调适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