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研究——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挑战与应对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带来生命威胁的同时,对全球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亦不容小觑。我国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遭遇了外部环境收紧和疫情叠加的双重约束。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导者,如何审视新冠疫情冲击下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背景出发,分析了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临的新挑战,在立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判定之上进一步提出应对之策。研究认为,疫情直接冲击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全球经贸活动受限影响了"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进度和节奏,但是相关基本判定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动摇。因此,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把握多元目标的逻辑自洽性和一致性基础上,还需要意识到实施过程的长期性、反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平常心对待主客观认识的变化和修正。基于上述重要判定,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接,在现有的规则和多边贸易协定基础上,融合和对接有助于"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和措施。第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对接"情况下,充分利用"个体"合作的重要性和突破作用。可考虑通过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强化中国与自贸协定国的经贸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积极开拓双边市场的重要动力,利用示范性合作和收获性成果撬动区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三,借助已有的价值链体系优势和制造业产能优势,从地区和产业维度对沿线国家制定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区域价值链布局策略。建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强化以价值链构建为核心的贸易和投资平台,构造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价值链体系,打造"区域价值链合作范本"。第四,抓住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挖掘疫情后信息网络、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产业合作新空间。     

盐制自由化改革的治理逻辑——清代中期的地方游民与盐制变迁

19世纪上半叶，为应对食盐专卖制度出现的种种弊病，清政府推动了一系列盐制自由化改革，其中以河东的课归地丁和淮北的废引改票最具有代表性。河东与淮北的改革均改善了当地盐业的财政收入和经济绩效，但在治理效果上的差异导致其制度命运出现分叉：河东改革引发了蒙古贩私盐集团问题，因而被废止，而淮北改革化解了民间集团贩私盐的隐患，获得了更稳定的制度生命。河东、淮北的盐制改革在治理效果上的不同，主要源于两地在私盐利润和游离人口上的差别。清嘉庆时期以后，地方游民的增加凸显了自由化政策的治理意义，使自由化改革具备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场改革中食盐制度与社会群体的互动，重新审视传统国家、经济制度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     

后多哈时代世界贸易法发展的可能路径及我国对策

随着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在可预见的将来，要重新创建一个广泛承诺的多边谈判议程已不太可能。但在多边贸易协议框架内，仍有一些领域存在达成共识的可能和共同努力的方向；在区域贸易协定中，仍有继续扩展和深化的空间，并存在一些新的努力方向。我国应把握当前世界贸易法发展趋势，合理自我定位，积极参与规则谈判，正确处理多边与区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