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实行公民迁徙自由现实性的探讨

我国的人口迁徙立法和政策虽然历经改革,仍远远滞后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历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在我国确认公民迁徙自由的社会经济基础、观念基础和制度基础;对于确认迁徙自由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当理性地认识,不能盲目悲观,因噎废食.     

"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蕴意

本文从道德主体所"能"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关系出发,认为"自由与发展"的价值旨在体现道德主体把"应当存在"变成"实际存在"的能动性,此乃隐喻着主体在伦理教化方面的主动性.由此认为,道德教育一方面担当开启人的潜能和能力的功能;另一方面旨在丰富公民的个性和社会生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要求社会制度立足于对主体允许行动的一种分析及其倾向于鼓励主体行为方式的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既确保了自由制度所依赖的义务感和责任感的基础,同时也确保了自由在社会发展中的优先性规定.     

法国大革命中的恶——论近代历史上自由与民主的对话如何走决裂

民主制度也不确保自由的实现,民主只是实现自由的一种手段。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失误在于,把手段当作了终极的目的,以至于多数人的暴政出现了。形式上的民主不意味着是一种“善”。国家的宪政建设仅仅诉诸民主工具主义的逻辑而缺乏对民主终极价值的关怀,民主和自由的分离便将导致恶的出现。     

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人、市民社会、实践、自在之物、历史意识和自由等问题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遗产。马克思也十分重视蕴含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但他总是把辩证法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中。唯有重新解读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充分展示出这一遗产的丰富内涵,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才可望得到恢复。     

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现代启示

正义对一个社会至关重要。一个社会遵循正义的基本原则,可以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和社会的团结,保证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但是,什么是正义,怎样才能做到正义,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回答。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与差别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以及关于正义的两个优先原则———自由的优先原则与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原则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正义以及如何才能做到正义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公正、诚信、自由：市场经济的伦理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分工与产权分立基础之上的“自发扩展”的秩序,这一秩序内生出其伦理的基础:公正、诚信、自由。公正是排他性产权主体之间进行交易的前提,是市场秩序的基础;诚信是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机制本身的效率的内在需要;自由是市场运行的前提预设,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政治保障。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由在契约论伦理思想中的有机统一——从卢梭到罗尔斯

从卢梭到罗尔斯,契约论伦理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显现了不可低估的内在张力。无论是卢梭的契约论伦理思想还是罗尔斯的现代契约论伦理思想,其理论基础均为"自由",并将其在各自所构建的思想体系之中高度统一。尽管对"自由"基本内涵的理解不同,卢梭的观点是它不等同于任意而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并受理性所制约,罗尔斯则主张它是个体在自律与他律中的一种自我实现,但两者都受到一种从自由意志上升到公共意志的思维路径所统辖,在两者所确立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一种由个体自由上升到社会自由(社会正义)的价值定位。通过对卢梭和罗尔斯所阐述的自由在契约论伦理中的辩证统一的特征之研究,不难看出自由精神的价值意义和生命所在。     

自由的两种含义及其对法治的意义

古典自由主义时期 ,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分类已经被明确提出。自然自由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自由 ,自然自由强调自由的平等性 ;社会自由是经过理性妥协和制度限制的自由 ,社会自由强调自由的权利性。从自然自由到社会自由就是使自由由价值形态转变为权利存在 ,这个进步在人类自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明确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的不同含义 ,对于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以价值形态的自然自由为出发点 ,以权利存在的社会自由为制度核心 ,能够造就法治传统 ;宪法是自由的宣言书 ,自然自由体现为价值预设 ,社会自由表现为权利安排 ;自由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 ,法律制度对自由的限制应具有正当性和适宜度     

《新中国未来记》的历史观念及其政治伦理

求“新”是梁启超政治伦理的根本动因。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治想象,开启了迈向“世界历史”的现世进步观念和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由于“法律下的自由”、“无戒律的自由”与民族主义的多重纠葛,梁启超最终无法预想通向未来的道路,但他仍然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基本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