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研究

由于舆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了解公共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对政府正确引导舆论、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舆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大致上包括三个阶段：首先,社会上所发生的特殊事件,或超越、违反社会规范的特殊行为受到关注,从而引发议论,这是舆论的起因;其次,意见在舆论领袖带领下互动与整合,进而在一定群体范围内开始趋同,像无数小溪汇集成几条大的江河;再次,个人的意见、群体的意见在互动、整合、汇集的过程中,受到各权力组织及其领导人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形成更大范围的舆论。     

媒介表达与民主实现的广泛性

媒体通过营造可以自由辩论的公共空间,把政府与民众、权力与社会两者对接起来.这一对接与互动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实现和彰显民主的过程.经过媒体的扩散效应,越来越多的公众议程被转移为政策议程,越来越多的民意得以体现.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为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即舆论参与提供一种可能.     

抗战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与民族认同

风景描写除了具有传统叙事学的功能外,还是一种文化阐释的产物,涉及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和身份意识。抗战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促进了民族认同,因为风景是一个中立的素材,它的描写手法有利于民族动员,它是民族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是民族的物恋对象。风景在不同的历史和政治文本中具有重大作用,风景的意义围绕着人的主体性而构建,它弥合着主体自身宿命般的罅隙,使之获得恋物癖的快感。     

英国政府的"一个吵闹而多嘴的朋友"——《泰晤士报》对列强侵华活动的报道及其影响(1897-1899年)

英国《泰晤士报》有关中国晚清时期的大量报道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珍贵史料。本文以该报有关1898年前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活动的报道为例,指出这些报道不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须注意的是它代表的公众舆论力量当时已成为影响英国政府有关决策的一大因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制度变迁,还是动员式改革--社会动员视野下的中国农村改革反思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足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改革,改革过程具有浓厚的动员色彩,是一次动员式改革。这次动员式改革既不同于以群众运动为代表的组织化动员,也不同于市场转型背景下的准组织化动员,该动员式改革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动员的影响;改革过程中动员与制度建设相互影响。     

舆论引导的社区化路径探析

正处于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变的中国,需要通过不断提高社区的信息共享度来型塑新的社区信息秩序和社区人际关系,并通过这一型塑来保证舆论引导能在其社会运行中不断实现自我更新、自我增长的坚实座架.所以,舆论引导的社区化,不仅是舆论引导力的提升途径得以切实落地化的需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是全面提升基层社会在突发性事件之处置过程中的信息反应力和执行力的需要.而社区化路径下舆论引导力的提升,既是舆论作为社会势能向动能方向的积极转化,也是其可能的负面动能的被规制,同时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落地,进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以探底的基础路径.     

强制性社会背景、公共舆论法庭与价值共识的形成——边沁舆论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边沁坚信舆论具有塑造共识的力量,这种共识源于人们之间的自由沟通参考了群体中的现有道德标准的影响,即公共舆论法庭的道德制裁这一事先存在的强制性社会背景因素。它渗透到了个人意见与集体意见的交换之中,成为个人深思熟虑判断的基础;它有助于促进人们的理性论证与说服,反思政治与法律领域的意志强制,从而弥合分歧形成新的共识;它还导向了人类审慎的自利与利他的同感动机,是创造共同体共识的重要因素。同时,边沁也清醒地意识到,舆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交流过程,它依赖于自由交流的社会背景,取决于社会形态的成熟程度及人们的沟通质量,因而可能经历反动与分裂阶段,但是共识会不断地试图重申自己并塑造新的道德制裁（共识）。从历史来看,它是一个艰难的公共启蒙与文明演进过程。     

推进广电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思考

自从新媒体兴起,传统媒体就不断面对新技术和新观念的冲击,面对新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广电媒体探索出了改革的方向,并焕发新的活力.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中,把握好5G、4K/8k高清转换、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机遇,全力推进深度融合、整体转型、移动优先、一体发展、多屏互动、矩阵传播,对于主流媒体而言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