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学堂中工业科技教育的弥散性

通过认真梳理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洋务工业技术学堂,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学堂和外国语学堂中也广泛开展了近代工业科技教育,工业科技教育在各类洋务学堂中呈弥散性分布状态。这种弥散性使洋务教育在中国社会的工业生产、教育乃至思想、政治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对我们重新认识洋务运动相关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眼界

正1.2月21日,新学期开学,武汉新洲邾城街章林小学一(1)班42名留守学生用上了新型防近视课桌椅。校长章建明介绍,这批桌椅是由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中心为学生配备的,用以督促学生形成正确的用眼习惯。2.2月23日,江苏大学学生在教农民工使用新媒体。当日,江苏大学计算机学院和化工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走进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万科社区农民工网络学堂,为当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开设智能手机与网络课程,指导他们用智能手机上网看新闻、查天气等。     

存古学堂从书院到学堂的过渡

从书院到学堂的历史进程中,受“中体西用”教育观的影响,清政府设存古学堂与新学制并行,以“保存国粹”。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历史反思,以大文化为背景,从一个侧面阐释了新学制建立的不易     

从《办学公文稿》看吴汝纶教育思想与实践

创办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学校——桐城学堂,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办学公文稿》则凝聚了吴汝纶在中国处于危亡之际为救亡图存而改革教育的诸多思考,是研究考察吴汝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陈宝箴与湖南新学

本文通过时务学堂创办过程陈宝箴对湖南新旧势力的态度、陈宝箴与梁启超在目标与做法上的差异，去探讨陈宝箴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认为：陈宝箴在湖南对维新运动采取相当开明的态度，但又不赞成康、梁变法改制的思想，并对之严加批评。     

一生清华，一世清白

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在百年庆典之际,清华人常常谈起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出生于清末家道中落的诗书世家。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1904年进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第二年,以第六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为第一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     

试论科举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科举制的废除与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必然的内在关系。科举入仕的中断使得旧式士人转而从商、从军,这不仅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经济基础,还为清王朝的覆亡培育了直接的掘墓人。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儒家的忠君思想开始动摇,大批士人的留学和新式学堂教育为他们接受西方革命学说提供了机会,而这又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思想基础。     

抗战前的浙江大学农学院

农学院是浙江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院之一,其根源可追溯至1910年创办的官立浙江农业教员养成所,几经变迁,渐次更名或改组为浙江中等农业学堂、浙江中等农业学校、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浙江大学劳农学院、国立浙江     

洋务教育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洋务教育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它由兴办外国语学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为开端,而后发展到创办新式实业学堂,学习外国先进科技、军事技术,再到派人出国留学,以便更接、更迅速地掌握先进技术,洋务教育事业的兴办,首次改革了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客观上为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化作出了贡献。     

清末重庆新式学堂述论

清朝末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重庆教育迈向近代化的历程也肇端于这一历史时期,其标志即为新式学堂在重庆的创办和发展。重庆的新式学堂主要有小学、中学、半日学堂等类型,分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创办方式一是设立新学堂,二是由书院、私塾改造而成。重庆各区县积极筹措经费,加强选用和考核教师,多渠道、多形式地创办新式学堂。所以,虽然重庆新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后来居上,短短10余年时间,重庆的新式学堂就初具规模。新式学堂的兴办,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知识,促进了重庆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使当地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