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明天计划”管理工作八点建议

“明天计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残疾孤儿全覆盖的手术矫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配套法律法规也亟待完善。尤其是在具体工作的管理上还不太完善,整体管理水平尚需进一步提高。     

学生“心理孤儿”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本文通过分析学生“心理孤儿”现象的成因及初步探讨了改变这种现象的策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文化休克与边际人格的生成--残留孤儿日本社会适应过程中的文化冲撞

在华日本人残留孤儿 ,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残留孤儿群体所具有的典型性和特殊性 ,涉及文化冲突、文化适应以及再社会化等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残留孤儿的社会适应性研究 ,揭示中日文化价值冲突中的心理层面和生活价值及行为方式 ,为文化兼容与共存提供研究积累。     

“千里传音”情切切——李学举部长与青海残疾孤儿“对话”

“这封信感情真挚,民政部部长对孩子们的爱跃然纸上,流淌在字里行间。学举部长作为部长,他关心困难的群众;作为一个爷爷,他关爱孤残儿童,这是民政部部长的为民情怀。”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司长张明亮饱含深情地评价道。同时他还捎来李部长的嘱咐:“要把这些福娃送给青海的孤残儿童,并希望到2008年的时候,民政部将在全国选拔一些做过手术的孤残儿童,到北京观看2008年奥运会。”     

民政部、卫生部联合发出通知：做好“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实施工作

民政部、卫生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指出,为帮助全国社会福利机构中的残疾孤儿解除疾患的折磨,增强生活自理能力,实现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的愿望,民政部决定从今年起,用3年时间开展"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以下简称"明天计划"),为城乡各类社会福利机构中0至18岁具有手术适应症的残疾孤儿实施手术矫治和康复。这项工作任务重,涉及到地方各级政府和民政部门,也涉及到各级卫生部门和众多的医疗、康复机构。     

中国孤儿及中国的美好未来

对每一个失去父母或事实上无人抚养的中国儿童(以下简称孤儿)以及中国的未来而言,2005年4月13日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即将出台的《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十五部委、地方民政部门将中国57万孤儿的生存发展需求摆在桌面上,分析并探讨了如何最大化地保证每一个孤儿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安置、过上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基本生活、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卫生和康复服务、受到正规教育及职业教育、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住房保障及人身和财产权利保障等。《意见》明确了各部委的具体职责,以保障每个孤儿的生活安置、基本生活费用、医疗卫生康复、教育、就业、住房、人生和财产权利都有具体职能部门负责,使得不到父母照顾的每个孩子得到大家庭的照顾。作为为实现儿童权利而努力     

心系孤儿 彰显亲民情怀

2006年5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到北京市儿童福利院看望孤残儿童,并强调指出：孤残儿童是社会上最弱小、最困难的群体,他们最需要呵护、最需要关爱。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孤残儿童放在心上,健全救助制度,完善福利设施,推进特殊     

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权利基础及其限度

从社会权利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孤儿保护体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农村孤儿主要由父系扩展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和替代性养护。亲属养护的前提不是基于儿童拥有普遍的公民权,而是基于儿童在家庭之内,特别是在父系血缘家庭内的亲属权。基于亲属权的儿童保护制度有其优势。但是,在家庭规模缩小,针对儿童个体发展的抚养成本提高,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亲属照料得到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减少的情况下,基于亲属权的制度已经不能对儿童提供有效的保护。因此,中国的儿童保护制度迫切需要根本性的转变,即从基于亲权保护原则的制度向基于公民社会权利制度的转变,以便对所有的儿童提供有效的支持和保护。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给我一个家”孤儿家庭助养项目实施方案

一、前言保护儿童是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关心和爱护孤儿更需要全社会参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孤儿的救助工作,近年来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对他们的利益给予了法律上的保护;在解决孤儿的收养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主要采取以国家办儿童福利机构集中供养为主,辅助以家庭分散供养的方式。中国各级政府相继建立了160多所儿童福利院,共收养孤儿4万多名,难以容纳更多的孤儿,致使不少孤儿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这样,家庭助养方式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此外,这些孤儿从小就受到严重的身心创伤,缺少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暖,更需要有一     

NGO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一项基于艾滋NGO的研究

结合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以及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NGO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借助这一框架,文章从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组织生态环境的角度对艾滋领域NGO的发展进行了考察。通过对1994年至2008年艾滋NGO发展的面板数据的分析可见,政治机会的改善和资金的增加会给NGO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社会组织的生态环境对NGO发展呈倒U形影响。而且,不同类型的NGO发展轨迹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组织生态环境和疫情对草根NGO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资金和政治机会的效应却不显著;资金和政治机会则对GO NGO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其他因素效应则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对于国际NGO,只有艾滋病疫情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