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危险性性行为干预面临的伦理难题

在性传播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情况下,客观上要求把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作为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目前我国艾滋病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仍然面临一系列伦理难题,如性道德教育与性健康教育存在明显冲突,商业性性行为干预面临伦理、法律或政策困境,同性恋者面临“道德多数”的社会环境且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多性伴行为动机复杂,安全套推广仍然面临伦理、法律争议和实际困难,相当数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未被发现等。面对这些难题,国家应在调整艾滋病防治工作格局、落实“预防为主”方针的基础上,明确把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作为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同时对艾滋病各类危险性性行为干预面临的具体难题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从家庭到院舍：对艾滋病人社会支持的让渡与转移

在艾滋病人从家庭和社区照顾转移到院舍照顾之后,出现了社会支持的让渡与转移,院舍成为主要的社会支持提供者,而院舍支持的浓厚工具性特征虽然有利于满足病人的物质性和日常照顾方面的需求,但不利于其心理需求的满足。同时,与艾滋病有关的污名以及院舍的封闭性使院舍被进一步孤立,这加剧了院舍照顾病人的压力。为更好地解决艾滋病人的社会支持问题,院舍照顾应在原有工具性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情感性支持,使院舍、家庭、社区成为社会支持共同的提供者;政府需加强对社会福利的重视与支持,促进福利多元化;发挥义工、社会工作者的桥梁作用,进行社区教育与社区动丽．正确对待芷滋病人．     

论艾滋病防治中的国际合作——以中国防治艾滋病为例的分析

艾滋病的泛滥和蔓延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问题。以联合国为主导,各主权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初步形成了国际合作机制:建立全球性艾滋病防控监测机制、发展国际综合防治体制、援助发展中国家、明确国际共同规则与共同行动。随着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中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地位的确立,地区性合作与全球性合作、非政府间合作与政府间合作相互渗透,国际合作中人权保护的新发展,使国际法上的国际合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得以创新和超越。     

不同人群在艾滋病防治中面临的伦理问题及对策

从艾滋病(AIDS)患者、HIV感染者、高危人群和健康非感染者的角度探讨AIDS防治过程中存在的若干伦理问题,提出在AIDS患者和HIV感染者治疗中实行有条件地保密、药物研究中采用活动性对照试验;在禁毒和扫黄的前提下对高危人群发放安全套、推行针具交换政策和美沙酮替代疗法;对健康非感染者加大宣传力度、医务工作者应如何正确对待患者及做好职业防护等对策。     

中国现行艾滋孤儿救助安置政策

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84万人,其中艾滋病患者约8万例。由于艾滋病局部地区感染者高度聚集,且夫妻双方同时感染的比例较高,随着其发病和死亡高峰的到来,艾滋孤儿问题将日益突出,中国目前已有7.8万个孩子因为艾滋病而失去了双亲或单亲……     

艾滋病防控体系中的宣传效益分析

在艾滋病防控宣传资金有限的条件下,选取有效的宣传方式成为决定宣传成效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政府部门艾滋病宣传资金投入情况,通过对我省普通人群获取艾滋病知识的途径和水平的定性、定量分析,应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研究方法,比较艾滋病防控体系中不同宣传方式的投入和产出结果,试图寻求更有效的宣传途径及方式。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以中国边城为例

本文以艾滋病为例探讨社会应对风险的可能路径,分析了“中心”与“边缘”两种治理模式的互动过程,进而挖掘社会创新的可能性。“中心”逻辑以保卫社会之名推行规范性教育话语,并在实际运作中固化秩序,追求成本效益;“边缘”逻辑则在特定善的理念引导下进行探索性社会行动。二者是当代世界应对风险的体制性道德驱力。随着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境况从被排除翻转为例外性纳入,由此体现了当代世界生命治理的元结构。中国边城的感染者同伴小组内嵌到中心体制之中,促使感染者人口更加平稳地进入医学体系,同时也开启了全新的社会行动领域,激发了生命活力的涌现。艾滋病作为社会实验所彰显的边缘能量,对探索社会本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潜能有着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