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节日我做主

今年的“六一”节,学校不开庆祝会,要求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庆祝。班会上我在黑板上写下了“我的节日我做主”,把主动权交给了全体同学。     

《大地》的“史”性和“诗”性

1938年,赛珍珠因《大地》三部曲“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大地》第一部中,“史”性和“诗”性的特质得到了充分展现,“史”性使其拥有厚重的内容,“诗”性使其具备艺术魅力,二者的共同构成使作品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真实”性。     

彭开勋与《南楚诗纪》

彭开勋《南楚诗纪》收录湖南各府厅州县山川陵墓、名胜古迹纪胜诗400余首,概述了湖南全省历代山川陵墓、名胜古迹、神庙寺观的历史沿革、修复情况和名人吟咏等。一地一诗,详加诠注,是为难得之湖南纪胜诗。     

草创期中国新诗的“非诗化”倾向研究

在“诗体的大解放”旗帜引领下,白话诗的先驱们立志与古典诗歌“划清界限”,以使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草创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语言、音韵、结构方式、创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50年代台湾新诗：从呼喊走向内心

50年代是转型的时代,也是激变的年代。在戒严体制下,无论是经济、教育,还是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受“反共复国”方针的钳制。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许多反共的“战斗诗”。当50年代中期台湾社会步入了安定之境,诗坛便有人想打破现状,提出雄纠纠的“新诗再革命”口号,试图朝现代主义迈进。     

谶语歌谣的话语建构与传承机制

在中国古代歌谣中,谶语歌谣因其与历史、信仰的复杂互动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既有研究或是站在史学立场上视其为政治史的佐证,或是从文学视角分析其对叙事文学的影响及其文化意味.若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将谶语歌谣还原为一种民间口头讲述,在历史脉络下爬梳其文本形态的层累,则可钩沉其谶示意义权威性、合法性的建立过程,并分析在这种观念信仰之上,人们试图借此理解、阐释甚至建构历史的丰富话语形态.基于口头文化传统的资源库,谶语歌谣构成古人认知历史的观念框架与交流工具,并由此作为古代歌谣的特殊类型,为当下讨论口传文学与传统知识、信仰与历史的关联提供新的案例与视野.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