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会新教传教士与马六甲英华书院的英语教学

伦敦会传教士首先把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介绍到中国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照搬此法 ,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它进行了扬弃 ,这样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继起斯文:清末书院对船山之学的传播及湘学学统的完善

无论是生前还是去世之后近两百年,船山声名并不显著,船山先生及船山之学扬名,其实是较为晚近的事。随着湘籍将领的崛起,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区域文化体系,王船山作为可资利用的地方文化资源,被赋予振兴区域文化的重任。在这一过程中,书院奉祀船山,教授船山之学,刊刻船山著作,成为推广船山及其学术的平台。而且,湖湘士人所建构出的由宋至清的湘学学统传承的脉络,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书院祭祀展现的。     

郑板桥与江南的关系

郑板桥与江南尤其与苏州具有深厚的渊源,郑板桥本是苏州人,骨子里重视源于江南的祖宗情；他不仅自称江南人,具有江南情结,而且有着独特的江南和苏州意识：他到过江南,有着江南和苏州的感受；苏州是他眼中的江南龙头,衡量区域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     

论明代书院心学化

中国古代书院在明代再一次得以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代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师及其门人大力兴办书院,以书院为发展与传播他们思想的阵地。心学在书院中活跃,并上升为主流思想。无论祭祀、讲学或藏书,明代书院心学化趋势明显。书院的心学化在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程端礼与《江东书院讲义》

书院在元代因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书院教学中受到崇拜 ,达到了至尊至贵的地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当时法定的教材和参考书 ,各书院的讲授内容和研究也就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基本模式。程端礼在朱氏教学和读书的方法上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 ,写出了著名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江东书院讲义》作为《日程》的附录     

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书院文化的当代价值新论

书院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求真,求善,求美是书院文化的基本内涵,其精髓是正心明德。正心在求真问学、不以一己之是非为是非;明德在发扬自身光明之德,践履匡济天下之任。唯有找准书院文化的精髓并将其用于当下,才能为除时代之弊解高等教育之困提供真正借鉴。由正心而明德的书院养成教育理念是书院文化之于当代教育的最大价值。     

清末吉林崇文书院考略

吉林崇文书院的创办是清末吉林教育史上的大事,可以视为北华大学的前身。利用方志、奏折、档案等史料,对崇文书院的创办年代、经费来源、管理制度、停办原因等方面进行说明,揭示了崇文书院的历史轨迹。     

论书院教育对封建社会官学的改革

书院在我国历史上存在达一千年之久，官学的衰落和科举的腐败是书院发达的直接原因，精当的管理机构和有效的规章制度，初具民主色彩的管理原则，实行教学开放，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等行之有效的改革和探索，对于我们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和改革，是一份颇具价值的精神财富。     

利玛窦与白鹿洞书院及其他——以文献整理视角的考察

本文从文献整理的视角出发,主要对《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书信集》等文献中有关利玛窦在南昌生活期间(1595—1598)与以章潢为首的白鹿洞书院师生交往的记载加以整理,兼而考察中外学者就此课题所开展的先期研究及其成果,在此基础上力求对课题研究的现状及有关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以期推动学界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