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与中共争取东北的斗争

本文分析了战后初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及其对中共争取东北斗争的影响，认为对这一时期苏联所执行的对华政策及其历史作用应予基本肯定。     

前苏联民族问题探讨

民族问题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危机的原因却由来已久,其存在和发展同社会制度、国家民族政策相联系。应当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一系列具体政策更加刺激了民族问题的愈演愈烈。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比较视野下东西方社会主义观:体系、起源与生成路径

在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东西方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两种典型的解释体系——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二者在基本内涵、总体原则、政策主张三个层面形成了两种阐释模式。这两种社会主义观的形成,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双重意蕴紧密相连：“乌托邦主义”分化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流派表现出同质和异质的二重性,这使它们融合孕育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天然地具有双重基因。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化生成路径,是在社会主义双重基因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和思想观念四重维度在不同时空综合作用的结果。沿着这一路径,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将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航向。     

1943～1950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演变

１９４３－１９５０年期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演变经历了四个时期：政策提出时期,主张朝鲜成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但遏制苏联影响的政策阴影已经隐约可见;实行遏制政策时期,企图通过建立受美国操纵的南朝鲜来阻挠朝鲜的统一,继而让南朝鲜兼并朝鲜北部而成为合法的全国政府,达到抵消苏联影响的目的;遏制政策时期,出于冷战的需要,正式提出并推行遏制政策;积极遏制政策时期,将其政策集中指向朝鲜北方的所谓“公开进攻”,比以前的遏制具有更为露骨的进攻性和侵略性,是扩张主义和遏制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及其实施,是造成朝鲜南北对立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苏、东演变原因的方法论探讨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历史剧变。怎样认识这一重大而复杂的事件？用什么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这一事件？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全面地看问题的观点。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多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观点,就是我们方法论的指导。     

论魏徵的史学思想

唐代杰出的政治家魏徵也是优秀的历史学家。魏徵史学思想的核心是：一、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二、取鉴致治的历史意识;三、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魏徵所重的人事既包括帝王将相,也包括人民群众。如何取鉴、取鉴什么以求致治,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魏征以史为鉴,不囿一时一事,不主一尊一经,纵贯古今,旁通各派,具有鲜明的通鉴反思的特点     

论史学界的三种迷信

历史学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但不必照搬科学的结论。历史学可以参照科学的理论,但却不必拘泥科学的观点。历史学可以具有科学性,但却不能作为科学而存在。科学毕竟是科学,而史学则终究是史学。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还存在有第三条途径和第三种关系。而历史学则不应不加思索地随便放弃对这第三条途径的追求和对这第三种关系的确认。一旦摆明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这种第三种关系,历史学的迷信也就不攻自破,无所根据了。     

《马丁·路德年谱》的编撰与中西史学融合的路径

1517年,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改变了西方的历史,同时备受争议。西方学术界对路德已经进行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很多传记和编年著作,但目前仍缺乏一部完全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展现路德生平和著作及宗教改革的背景与过程的著作,即使如最权威的《路德全集》魏玛版也没有按原计划贯彻完全按时间排列路德著作的理念。本文提出,可以尝试用逐年逐月逐日地将背景、生平和著作年表与概要结合起来的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年谱来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阐述编撰《马丁·路德年谱》的结构和方法,从而探索中西史学融合的新路径。     

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