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谈苏轼文人画观

北宋中期著名文学家苏轼的文人画观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前人多从艺术风格的角度进行研究。但苏轼文人画观的形成 ,有其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特殊原因。北宋经济文化的宽松和士人趣味的形成 ,是他思想形成的社会学原因。而苏轼的非画家身份和他的人生失意也从心理上促成了其文人画观的形成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论苏轼书论的美学思想

作为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苏轼不仅精通诗词、文赋,而且擅长书法、绘画。他重视书法创作理论,其书论集中在他的书画品评题跋文中。这类文章大都篇制短小,率性而发,兴会所至,不经意而为之,蕴藏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苏轼崇尚“自然天成”,认为书家应注重作书的心态,而不能刻意去追求字的“形”;他重视“师法”前人,认为书法创作的出新必须以“宗法”为基础,讲求“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并融入书者的人格品性,力求达到“书如其人”的境界;与之相应,书法鉴赏者也须具备卓越的见识、高深的造诣以及求实的精神,并坚持“书以人重”的原则。     

苏轼祝文创作及其关涉的仪式意蕴

《苏轼文集》收录苏轼祝文96篇,涉及祈（谢）晴、雨、雪,奉安皇帝御容,谒文宣王庙,以及祭勾芒神、祭土牛、告五岳、秋赛等,联系着丰富多样的仪式仪节。祝文应用于祭奠仪式,具有仪式与文学的双重意义。结合苏轼各类祝文的写作背景,探讨祝文及其仪式应用中所映射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教育观念、文化习俗,从而揭示宋代礼乐文化建设的多个侧面,为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苏轼文艺哲学的批判创造性考察

苏轼的文艺哲学上通文化哲学,下通作品意味,其“随物赋形”“物各有主”的变化多元哲学,是对老庄哲学和郭象哲学批判创造性改造的结果,形成了他“行云流水”的创作观、“诗词互换”的文体观、“物我互动”的天人观,从而体现出中国伟大作家文化哲学、人生哲学、文论思想、作品意味一体化的创造特性。但苏轼的自然性变化的生命观还没有注意到人的文化思想创造多元观,也没有注意到由“物各有主”向“人各有思”的创造性哲学思维的提升,因此我们同样需要通过批判创造性思维审视苏轼的文艺哲学,才能建立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文艺哲学和文化哲学。     

妙理成趣的苏轼山水诗

有意识熔山水风光和人生哲理于一炉,炼就一篇篇短小精粹,脍炙人口的山水哲理诗,这可以说既始于宋也成熟于宋,而苏轼又堪称这个领域的佼佼者。社会及个人因素决定其山水诗独具奇趣妙理,而这些富含理趣的山水诗并没有违背诗歌的本质特征,因而在诗坛上经久不衰。     

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陂——从尺牍文看元时期苏轼的创作心态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元时期是苏轼创作的潜沉期,故而忽略了对这一时期苏轼创作心态的研究。文章从便于真情流露的尺牍文着手,探究苏轼此一时期在忧谗畏讥的背景下创作心态的复杂及改变,并由此引发的艺术风格的转变。     

苏词中的艺术性“空白”

文章以"空白"这一西方"接受美学"的重要概念为理论依据,对苏轼词中所存在的艺术性"空白"予以探讨,说明艺术性"空白"在中国历代古诗词中的大量存在,它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而且对人们认识、理解和评价苏词也有一定的补益.     

雨洗东坡月色清——浅析苏轼黄州心态

主要以苏轼的文学创作为导引,从书生个性和倦客心态、贵族精神和平民情怀、诗人品性和哲人襟怀这三个角度解读坡公被贬黄州后的复杂心态,从而让读者对苏轼性格的多重性和人格的丰富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论苏轼岭海山水诗与“天地境界”

苏轼岭海山水诗是其晚年生命实践与人生哲思的艺术外化:首先是超越世俗功利而体认自我本体性之孤独存在,然后是融入无穷宇宙以成就自我无待之自由生命,兼能执著现实承当士道文心,最后是以和陶范式开掘内在心性境界,由诗艺风格之平淡发溢为生命精神之平淡,完成诗、人、道之圆满统一.它标志着苏轼经由山水审美而追求内在超越,肯定个体感性生命又调谐社会理性要求,尽性以至命,塑建全新理想人格而达到“天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