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理苗”之失——以铜仁府“苗患”不绝为例

明代的铜仁府自置府之日起，一直“苗患不绝”，两百余年间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为此疲于奔命，糜费资财无数。究其原因，全在于明廷在理苗上存在着两大失策。从战略上看，明廷一直被动设防、被迫迎战。从战术上看，明廷未能主动收集和积累“苗疆生界”内的苗情资料，沉溺于与“苗疆生界”内苗民拼人力、拼物力的呆板战法。这两大失策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有明一代，铜仁及周边的湖广、四川接壤地带战祸连连，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最后不得不采取围绕苗疆修筑“边墙”被动退守的下下之策。     

种好养心草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养心草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特色保健蔬菜。由于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和多种药用成份,生长期间极少发生病虫害,无农药残留污染,吃法多样,口感良好,深受消费者青睐,鲜品每500g10元左右,干品每500g200元左右,价格是普通蔬菜的10～15倍。种好养心草,必须抓好以下环节。(1)要选择当年扦插苗:养心草系景天科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以扦插繁殖为主,当年繁殖的扦插苗成活率高,长势旺盛,产量高,扦殖方法简单,即在生长     

贵州化屋歪梳苗“打牛”祭丧仪式探析

打牛祭丧是贵州黔西县化屋歪梳苗丧葬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仪式。该仪式的举行与否,取决于死者的年龄大小、是否生育及死者家庭的经济条件。通过这一极富象征性的传统仪式,苗寨社会建立起了一种以费用分摊为目的的经济扶助模式,有效缓解了单个家庭举行丧葬活动的经济负担。同时,家族认同功能也在仪式中得以强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打牛祭丧仪式也在不断变迁。     

前近代时期的族群边界与认同——对清代“苗疆”社会中“非苗化”现象的思考

清朝中期以后,在＂苗疆＂地域的部分＂苗种＂的族群社会中,其群体意识中出现了强烈否认自身为＂苗＂的所谓的＂非苗化＂现象①＊＊。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解读,具体分析了导致出现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及社会文化等原因。并对前近代时期,由＂王化＂与＂教化＂所象征的中华帝国的双重＂华夷体系＂结构下的政治及文化边界等问题展开了初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清朝中后期各＂苗种＂社会在汉化过程中,其内部形成的差异导致的新的族群边界和认同的产生,其实是一种＂结构重现＂的现象,它与近代以后的＂民族＂形成与认同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历史关联。     

《百苗图》族称名源探析例举

《百苗图》原本《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编成于清嘉庆年间，原作者陈浩曾任八察理苗同知，曾多年在贵州地区广泛接触各少数民族，积累了大量的贵州各民族资料。该书可以说是一部经过实践调查写成的综合性历史民族志。作者将已知贵州各民族群体划分为八十二种，每种图文并茂，相辅相成，以便简洁而具体地揭示各民族群体的社会文化面貌，值得注意的是陈浩所确定的这八十二种群体，由于受到时代及认识水平的局限，因而，这八十二个群体中有的是指单一民族，如“水家苗”指水族，“杨黄”指毛南族等；有的则是指某一民族中的一个支系，如“红苗”指…     

汤松波诗歌二首

苗 历经了几千年的迁徙 这些苗儿 才扎根拔节 扎根拔节于山     

“苗女”争论及其背后——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苗族知识界的民族意识的“骚动”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贵州省文艺界,围绕着对汉族美术家创作的作品--木雕"苗女",曾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本文透过对这一个别事件的追踪与展开,考察了这时期普遍见于苗族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中的民族意识"躁动"现象及相关背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苗族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过程的回顾,揭示出他们的"民族认同"形成的"边界",本质上并非源于所谓的共同的文化,而是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得以成形并不断被强化的.进而通过对历史上从"苗"到"苗族"过程的简要追溯,对影响苗族作为近代民族集团形成的"他者呈现"问题,提出了初步独到的理论思考.     

清代民族图志整理研究述评及其再思考

民族图志是以民族文化为对象,通过图文互证方式,凸显民族文化标志性特征的特殊文献。有清一代,我国民族图志类型多样,所载内容丰富,大致有以皇帝“御制”名义编绘的皇家民族图志、各行政机构编纂的地方志中的民族图志,以及私家纂修的民族图志等。从目前学术界整理研究出版刊发的学术成果看,或注重对某一类原有民族图志整理影印出版,或注重对某一类原有民族图志整理对勘研究,鲜有对民族图志进行科学分类,也缺乏达成一套为学术界都认可的民族图志整理研究规范,故存在民族图志内涵模糊、具体民族图志概念泛化、历史民族与今天民族混用等问题,加之,国外汉学家的民族本位偏见,导致部分国内学人亦“言必称希腊”。如何揭示我国不同民族图志内容差异,探讨各民族文化发展,就很有必要对已有相关整理研究的民族图志成果做深入考察,探讨其分类体系和研究范式,以形成公认的学术成果,便于学术界同人征引。     

长江“十年禁渔”背景下贵州传统渔具的当代启示——以“百苗图”各抄临本中所绘渔具为对象

长江“十年禁渔”是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之一,但在落实此项举措中,却面临了一些执法监督上的难题,尤其是对传统渔具的监管亟需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同时,不少研究者将研究对象锁定在长江中下游的淡水鱼主产区,而忽视了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但对长江中上游的水产保护同样事关整个长江流域的鱼类资源保护成效。如果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执行与监督在中上游地区无法精准落实,那么此项举措的最终成效也将大打折扣。处于长江中上游的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图志编撰工作,历史积淀深厚,其中“百苗图”历代抄临本对贵州的传统渔具有系统且详实的记载与描绘,系统认识这些传统渔具适用的对象、范围及其效能,对当代精准落实长江“十年禁渔”的执法与监督工作,可以提供来自历史的诸多启示。     

意大利地理学会馆藏“百苗图”抄本编成年代考论

“百苗图”是一部集中反映贵州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图志文献。目前,国内外收藏的各时期的“百苗图”传抄本有上百种。通过对意大利地理学会图书馆馆藏“百苗图”传抄本全部电子文档进行初步整理研究,发现该系列传抄本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研究价值,但同时也发现其间存在很多亟待解决与澄清的问题。由于该套系列抄本均具有不同程度“半成品”的特点,抄录成册的时间、抄录者身份等信息不详,对于各抄本版本年代的考证,自然成为该系列相关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为此,以该系列传抄本中最完整的《百苗图》抄本为切入点,从时间、空间和文化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分析,并结合探讨其与意大利馆藏系列中的其他抄本之间的联系,以考证意藏“百苗图”系列抄本的编成年代大致在民国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