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说,不说——对庄子"道不可言"的一次后现代解读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内容博大.其中,在老子的一系列辩证命题中,都体现了正言若反的特点.在庄子看来,欲还大道,需绝圣弃智,同时,"道"的特点之一即为"道不可言",欲还大道,亦需拥有"与天和"的审美心境.解读老子和庄子的上述命题,对于深入理解他们的哲学思想大有帮助.     

复数域上方阵的平方根

讨论了复方阵具有平方根的问题。指出了“一个方阵有平方根的充分条件”一文的错误，给出了纠正的结论，进而给出一般性的复数域上的方阵有平方根的充分必要条件。     

《老子》“故大制不割”辨正

通行的王弼本《老子》第二十八章"故大制不割"一句误读至今。"故大制不割"中的"制",用的是"制"一词的本义,即截割木材义。"大制不割"的字面义即大手笔地截割木材(反而)是不割。"大制不割"四字格句型属于《老子》第七十八章论及的"正言若反"的表达形式。"故大制不割"作为第二十八章的小结句,其"大制"对应于前文的"朴散成器"之义,而"不割"则对应于前文的"圣人用之则为官长"之义,并且以"正言若反"的四字格形式表达了第二十八章朴散归朴的章旨。     

不作为的共同犯罪

不作为的共同犯罪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可提出以下判断标准：若待归责的行为实现了相关构成要件,且不作为者具备必要的正犯者身份与主观构成要件要素,该行为会被论以正犯而受处罚。相反,若待归责的行为只是具备了教唆犯或帮助犯的要件,只能将这一行为评价为共犯。具体来讲：守卫型保证人有责任保护第三人不遭遇危险或不受到侵害,且能防止直接正犯者实施作为,他对此负直接正犯者的刑事责任。若第三人的行为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保证人的不作为是共犯;对某法益负责的保护型保证人有义务防止他人实施犯罪却没有防止,其行为成立直接正犯。若他人行为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保证人的不作为是共犯。     

章嘉·若贝多吉入藏主持寻访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始末考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圆寂,国师章嘉·若贝多吉奉乾隆皇帝旨意前往西藏主持寻访认定转世灵童。学界以往认为章嘉·若贝多吉在藏期间和六世班禅在后藏就转世灵童事宜达成某种共识,较为顺利地完成了灵童寻访认定。文章认为,近年新披露的满汉蒙藏等多语种史料,显示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过程复杂曲折,并不存在所谓的共识。章嘉·若贝多吉在藏期间,为及时准确地选定转世灵童四处奔波、权衡各方利益,为清代西藏地方政局稳定、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梳理这些史料能够重新考究章嘉·若贝多吉第二次入藏期间主持寻访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始末,揭示其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出的历史功绩。     

张谷若译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的语言特色

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语言华丽,修辞繁复,风格优雅。翻译家张谷若坚持“地道”的翻译原则,充分运用汉语诗歌的手段,译诗文字典雅凝重,细腻传神。他运用同音、行内韵和尾韵等语音手段,大量使用双声词、叠韵词以及叠词等。他根据人物的形象、性格和情感的变化,使用响亮程度不同的汉语词曲韵辙,使译诗音声高低相和,富有节奏和韵味。他使用“以文绘画”的手法,通过具体化和增译等技巧,使译诗在故事叙事、形象塑造、环境描写、动作描写、心理刻画等方面都细腻、真实、生动、传神。译诗紧紧围绕形象构建选取词义,前后呼应,语义连贯。研究张谷若译诗,无论是对张谷若翻译研究,还是对莎士比亚翻译研究,都是有意义的补充和拓展。     

沉重而美丽的寓言——史铁生小说《命若琴弦》解读

史铁生在他的小说《命若琴弦》中,通过老瞎子和小瞎子的悲剧命运,以一种寓言的方式触及到了人类的生存、死亡、困境、超越困境等重大主题。老瞎子和小瞎子与命运的抗争,揭示了人类不屈服于命运的顽强与伟大。     

文学译文的语言杂合性——以张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

文学译文的语言并不像很多学者宣称的那样,是完全地道的译入语.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译文,其语言都是一个杂合体,既有地道规范的译入语成分.也保留了原语的一些特点.通过时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一点.地道的汉语成分和明显带有英语特点的成分有机地结合构成了一个整体,使译文呈现出了与汉语文学作品迥然不同的语言特色,表现出了明显的杂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