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书屋建设亟待完善——基于河南省邓州市6个村庄的调查

正农家书屋就是为满足农民文化需求,建在行政村且具有一定数量的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制品和相应阅读、播放条件,由农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场所。据调查,我国农村农民人均拥有图书量(不包括学生课本),人均每年0.1册书,也就是10个人1年才有1本书。为了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读书难"的问题,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农村试点农家书屋,现已经实行了10年,这对于提高农民素质,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协调发展,从根本     

校园小丑与英国知识分子批评——从戴维·洛奇及《小世界》谈起

戴维·洛奇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与西方历史和文学中的小丑具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校园知识分子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小丑。在英国,知识分子无论在现实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成为小丑和被嘲讽的对象,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英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也和当代英国的社会现实、学界现状,特别是学界的知识分子批评相关。     

初探“融媒时代”下报纸的生存之道

在Web3.0思想创新时代,博客、微博、手机等"自媒体"兴起,受众成为真正的主角,新闻生产方式、编辑方式、新闻语言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媒体融合正逐渐冲击着传统媒体的生存。本文主要以报纸为研究对象,探讨报纸在"融媒时代"下所遭受到的冲击(如读者群的流失、广告量的降低等),并试图为报纸在"融媒时代"寻找出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论袁世凯政府对西藏危机的因应

进入中华民国后,中国的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面对英国对西藏问题的公开干涉,袁世凯政府运用了各种方法,包括劝诱西藏接受"五族共和"的观念,支持共和政权,对英国施压的谈判采取拖延战术以便取得与西藏直接谈判的成功。囿于中国的实力,这些方法都未能取得成功。在随后的西姆拉会议期间,北京政府的政策是前后一致并且合理的,只是在袁世凯迫切需要英国支持其帝制方案时,中国的对藏政策才失去了先前的气势,变得更具和解性。即使如此,袁世凯仍然希望在西藏东部保存一块明显比英国愿意让予中国的更大的地区,作为英国在藏势力范围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带,从而保护中国的西南边界。     

比较视域:家庭在近代早期英国商人培育中的作用

家庭对意欲从商孩子的成长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在近代早期,家庭仍是一个集生活、生产和生存技能传授于一体的单位。家庭环境、父母对商人职业选择的坚定态度,教育投资和培养规划,以及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先赋作用,在商人培养和教育中至关重要。较之绅士家庭、职业界家庭和约曼家庭出身的商人,商界家庭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造成商人的培养效果和未来成就的取得对家庭出身过度依赖。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这不利于高素质商业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以工商为本的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     

城镇化建设与国有商业银行业务发展

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大量的农村人口城市化,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工业时代必然结果。从全球发展的趋势来看,一般认为城镇化真正开始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从1800年至今,世界人口增长了6倍,其中世界城市人口增长了近60倍。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羊吃人＂运动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行城镇化的标志事件。     

英国可持续学校计划的国家框架与实施战略

为应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10年计划(2005-2014)的实施,作为国家教育政策一环,英国政府于2006年在整个公共教育体系中开始推进"可持续学校计划"。为推进此计划,继而又提出了由八个论题和三个领域性指标构成的可持续学校国家框架,并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战略。     

布莱尔对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定位与调整论析

基于1980年代以来工党和保守党处理工会问题的经验教训以及工会的新变化,1994年出任工党领袖的布莱尔把对工会的定位由工党的劳工运动盟友转变为社会合作伙伴,对工会开始采取疏远和强硬的态度,尽力削弱附属工会在党内的权力。布莱尔对工党与工会关系的调整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产生工党失去身份特征、核心选民减少等问题,对此要给予全面辩证地认识。     

藏尼边界纠纷与咸丰朝的廓尔喀之役

有清一代,一统尼泊尔的廓尔喀王朝先后发动过三次侵藏战争,藏、尼边界纠纷贯穿于三次战争期间,是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咸丰年间藏尼战争的再次爆发既是前两次战争的延续,也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尼双方在西藏边境力量的消长。在驻藏大臣的调停下,廓尔喀虽然最终放弃了对聂拉木、济咙等西藏边地的领土要求,但通过获得在藏的贸易与政治特权,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跨喜马拉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由于尼泊尔已成逐步沦为英国的附庸,维系下来的中尼封贡关系并没能巩固藏地的安全,反而使是宗藩体系下模糊的藏尼传统边界受到尼泊尔的不断挑战与侵犯。     

艺术左转：左翼理想如何影响艺术创作

戈维尔男爵记录了1789年6月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国民议会的场景——保守的贵族坐在右边,寻求革命的平民坐在左边。自那以后,＂左＂和＂右＂的空间坐标成为一种区分政治立场的概念。左派艺术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几乎同一时刻。当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同意复制其作品《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1793-1794）用以支持革命活动的政治宣传,他永远改变了图像的意义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