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到审丑: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

莫言是８０年代大陆新潮文化中极具个性特征的作家,近年来他的小说创作却呈现了从审美到审丑的美学走向。莫言小说的丑多为非审美意义上的丑,其文本丑的多种反常形态是对业已形成的东方传统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的一种无情打磨,造成这种样态的主要原因是主体的文化缺席和审丑的心理失控。     

雄奇悲凉的意象世界——论张承志小说的诗化及其美学风格

张承志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诗歌两种文体的严格界限 ,使二者之间能够进行对话和交流。他的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 ,同时 ,象征手法的运用 ,又使之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意味。他的小说呈现崇高、深沉的美学风格     

元明清小说戏剧的翻译传播

元明清小说的翻译传播在亚洲是通过媒介组织即坊肆以印刷为媒介实现的,在欧洲则是以更为先进的大众媒介即报纸、杂志、各种出版物为传媒完成的。其传播对象在日本、朝鲜经历了由精通汉学的知识分子到平民,在欧洲则经历了由文化精英到民众的平民化过程。传播过程中的修订润饰加工在翻译传播中也多有表现。     

《彼拉维德》女权主义思想评析

《彼拉维德》以艺术的方式记录了处在边缘的美国黑人女性在白人和男人双重压迫下的痛苦挣扎和艰难的自我迫寻历程为了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她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了摆脱“第二性”的地位,她们用自己的身体写作,以改变她们在历史上作为“隐形人”和“失声集团”的存在;她们打开自己的房间,让男人进来,共同书写那原来只是属于他的故事——历史,而所有这些又都被小说家编织进她那精巧的元小说叙述中去了。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人文精神

本文企图在更为广阔和统一的思想语境里对话性地诠释巴赫金思想的精髓。多样性的巴赫金思想并非散沙一盘,对话理论及其人文精神是它的精髓。巴赫金终生徜徉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和诗学各人文学科领域,而其中心工作就是建构自身的对话理论,他以之贯串于所有的人文学科各领域的研究中,而人文精神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体现出的核心精神,对话理论在其根底上是关于人的理论,是巴赫金终生为人而斗争的理论结晶,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它以人为对象,关心人的主体建构,关心人的存在和命运,关心人的平等和自由。就诗学来说,巴赫金的杰出之处在于,在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文化语境里,他既能以复调小说理论这种对话理论的变体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形式,又能在这种形式的阐释里以自己的人文精神深刻地理解这种艺术形式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     

论大江健三郎的叙事视角与空间化小说

大江健三郎在小说叙事艺术上是富有现代开拓精神的作家。与大多数日本作家喜欢在杂志上现炒现卖文本的运作方式不同 ,大江通常要花一二年时间撰写作品并加以精心的润色方才出手。三六义田教授指出 :大江从不写那些所谓“粗制滥造的货色”(Potboilers) ,而是每一作品面世皆有思想哲理或艺术技巧上的新进展。1　　评论家们注意到 ,为大江文学带来国际声誉的第一本重要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1 964 )就表现出了大江健三郎在小说叙事艺术上的一种尝试 ,它虽然是基于大江独异的个人体验之上的 ,却完全与日本“私小说”(Shi-shōsetsu)意趣迥异…     

简述西方书法发展史

本文从西方书法的定义和西方书法的历史两方面阐述西方书法不同于东方书法的发展之路。     

小说序跋与《水浒传》在清代的接受

受制于清廷的文化政策和时代思潮的理学化,《水浒传》在清代的接受一直处于被遏制的境地。小说序跋是清代文学阐释的重镇,而序跋者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对水浒禁毁令的毁誉,在评价《水浒传》时,表现出了鲜明的对立观点。"诲盗说"与"尚义说"的二元冲突对立成为清代解读《水浒传》的重要两极,进而奠立了清代《水浒传》接受的两条截然相反的阐释路径。《水浒传》序跋的商业化解读不仅远离了对艺术真善美永恒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将文学引向一味迎合受众的深陷俗滥泥潭的不归之路。     

旅行与赋形: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文学想象

考察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文学想象,须置近代文学域场于社会历史空间之中,挖掘王朝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废除及西学东渐等历史社会因素导致文学生态的变化,既要认识到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中国"赋形"过程中印刷资本主义、小说的兴盛及书面白话文普及为现代民族共同体想象提供的历史条件,又要认识到导致这些变化的"中国经验"——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一直处于西方国家民族体系话语与中国历史民族认知话语体系的互动之中。     

《史通》“援史入子”对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影响

学界在讨论刘知幾所著《史通》之于文学的态度时,往往强调其"援子入史"的文史思想,即认为《史通》是将小说置于史学资料的范畴内进行讨论的。但实际上,在《史通》一书中,刘知幾是以史学家的立场,本着实录的原则,将记事虚妄的史书视为"偏记小说",并将其置于小说阵营的。《史通》进一步认为,史书所记应该为"事关军国,理涉兴亡"之国家要道,这又导致部分记录细事琐言的史书被贬斥入子部小说之范畴。所以,《史通》"援史入子"的做法,一方面打破子、史的界限,扩大小说的领域,另一方面亦导致古代小说观念的重大变革:由隶属于子部、不计虚实的明理著作,演变为兼有子史二部、虚构色彩浓厚、既有说理又有叙事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