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契丹大贺氏时代“后族”问题

契丹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至隋唐进入大贺氏部落联盟阶段,出现了内部较为稳固的政治联合体。在此过程中,出于整合部落力量的考虑,借助北方民族传统的世代联姻形式,契丹族出现与大贺氏首领家族固定通婚的内稽部孙氏（审密）家族,可以视为当时的“后族”。这一群体出现之后,对当时契丹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借助大贺氏联盟阶段“后族”问题视角可以看出,契丹族的民族意识在进入联盟阶段之后不断觉醒,开始向营建传统北方民族政权过渡。     

教育理论的人学透视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他们各自依其对人性的理解,演绎出两种截然迥异的教育理论-“内发说”与“外铄说”。在人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上,行为主义主张,人只是环境和刺激的被动承受者,人的行为只是环境的特殊产物,具有很强的被规定性。认知主义认为,人是在与环境的“同化”与“顺应”的过程中,构建起自身的认知结构,促使人认知发展的。人本主义依其对人的独特理解,更加重视人的意识所具有的主动性和选择性。     

旅汉粤商与晚清汉口茶叶贸易

晚清旅汉粤商主要以茶业起步,为汉口“茶叶六帮”之首。通过对其与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宁祁茶叶贸易互动之考察,可知粤商既从事对英之红茶贸易,亦涉足对俄之青（米）砖茶贸易,对近代新式商人组织汉口茶业公所之创建,出口华茶品种改良及技术革新等方面有突出影响,催生了“兴商公司”这一近代汉口最大的华资机器制茶公司。同时,晚清旅汉粤商虽以华茶出口业起步,但并不局限于此。他们与外商联系密切,营业也随之而调整变化,参与了晚清中外军火贸易、轮船航运、机器纺织、城市房地产开发等新式行业的创设,为汉口城市近代转型做出了贡献。     

论我国法制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着不少困难。其中,法律的非整体化,法律解释的非科学化和正义价值的外生化这三个问题最为突出。这些困难需要我们在法制建设中不断地加以克服。     

公安机关内管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简析

近几年出现的新名词有内管干部这一词汇,其主要是指除上级组织部门管理之外的,由本单位自行管理的干部。按照经济责任审计管辖分工,内管干部应由同级内部审计部门负责。本文重点对公安机关内管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中存在的“瓶颈”问题及解决途径进行探讨。     

对外汉语教学中方位词“内”“外”的偏误分析

方位词,顾名思义,是表示方向或位置的词,在现代汉语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认知语言学的逐步发展,方位词又作为属性比较复杂、比较特殊的词进入我们的视野,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基于前人对方位词的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本人决定对汉语中"内""外"两个方位词进行详细的论述。     

五旬妻子锤杀瘫痪丈夫:十年不离不弃能折抵几多刑?

2015年5月20日凌晨2点,瘫痪在床的周云吉熟睡中突然遭妻子吴丽霞铁锤重击,命丧黄泉。年过五旬的妻子为何要残忍地杀害她照顾了十年的丈夫?2015年底,吴丽霞站在了长沙市某区法院刑事审判庭上。丈夫瘫痪在床,妻子不离不弃照顾1985年,23岁的吴丽霞带着与前夫生下的儿子改嫁周云吉,婚后又与周云吉生了一个孩子。1992年,周云吉所患筋骨内风湿病情恶化,只能靠拐杖支撑下地活动。丈夫丧     

中国—东盟“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建构与前瞻——基于法治“一带一路”视野

法治治理是全球治理模式的最大公约数,“一带一路”倡议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公共产品,二者具有天然的共生性。东盟国家历来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面对全球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中国—东盟健康发展的经济、贸易、文化关系为区域和全球稳定提供了支持。丝路精神特别是海丝文化所指向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是实现人类生存与进步的方法,也是中国—东盟硬法与软法法律效力的深层次来源。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外在表现为“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内在表现为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这一体系是基于丝路精神的、由硬法与软法共同组成的综合性规范性结构,既包括法律,也包括政策、标准等;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法治“一带一路”、“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是对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则体系在不同维度上的刻画。从实践性角度,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可区别为框架性规范与领域类规范,其中,领域类规范以经济类规范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