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从草原文化到华夏文明

草原文化对华夏文明的意义,需要从文明发生期的文化传播现象入手,作出根源性的具体说明。传统的人文研究对象以文字书写的文本为主。20世纪后期,受到文化人类学知识范式的影响,拓展出非文字的文化研究,即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对文化研究格局带来深刻变化。比较神话学也给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研究带来交叉融合的学术新视角,本文由此论述,发端于草原文化的玉石之路和黄金之路,对华夏文明的发生,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意义。     

首部草原文化教材出版发行

草原文化是内蒙古最重要的文化品牌、文化符号、文化形象之一。在"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启动10周年之际,哈萨、马永真主编,金海、周秀清、李春辉副主编的全国首部《草原文化》教材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教材约38万字,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联袂组织编写的一部旨在传承弘扬草原     

鹰王布鲁克

一望无际的巴音草原,水草肥美,风吹草低见牛羊。高大陡峭的乌拉尔山是巴音草原一处独特的风景,山下那条如玉带一般缠绕在巴音草原周围的阿木尔河,是生活在这里一切生物的母亲河。     

阴山文化文献与研究概述

系统研究阴山文化首先需要理清阴山文化的文献基础及研究现状。地方史志是研究阴山文化的基础资料,但存在着历史和地域的局限性。研究内蒙古、蒙古族及北方少数民族、草原文化的著作,均包含有大量阴山历史文化的。内容,可列入阴山文化研究的成果之中。探讨阴山某个局部、某个专题、某个方面历史文化的论著近年陆续面世,但缺乏系统性。把阴山文化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课题从整体上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应该说才刚刚起步,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远古时代的“草原通道”

考古资料表明 ,欧亚草原是最早沟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早在旧石器时代 ,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往来迁徙。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极其微弱的。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 ,草原通道逐渐成为一条独特的游牧经济带 ,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通道进行比较频繁的交流。至迟在公元前2千年代 ,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往 ;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     

疆北草原的石人石棺墓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我国新疆北部的大草原上,有一些战国时期的石人石棺墓葬,其中包括单墓制墓葬,或者两个以上、用围墙围起来的坟院制墓葬。但是无论单墓制、或者坟院制墓葬的石棺墓前多有面向东的石人、或者条石。这些石人石棺墓葬,当是我国古代新疆地区塞种人的遗存。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中所说的"独眼人",就是塞种人的一支。这些石棺墓前的石人,是我国最早的墓前石像生。汉代以后,墓前立石像生的风俗传入内地,成为我国古代墓葬文化的重要内容。     

围栏社会的兴起：制度变革、围栏建设与牧区社会转型

草原牧区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型离不开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的调整。随着草场承包责任制改革,围栏已不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更是界定牧区人地关系与相关主体关系的重要符号。人地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牧民生计层面。在草场承包经营背景下,围封牧场定居放牧成为了牧区主要的生计模式。与此同时,围栏的出现同样重新塑造着牧民彼此、牧民与集体、牧民与国家以及外来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可将当前的草原牧区概括为围栏社会。围栏社会中的人地关系与主体关系的转型性特征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牧区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主要背景。     

牧区散居维吾尔人的社会文化适应——阿尔泰山草原红墩社区的个案

清末以来,一些维吾尔人迁入阿尔泰山草原,散居在牧区深处,与其他族群共同构建和发展出了嵌入式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他们适应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与其他族群频繁互动,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生成了区分于祖籍地维吾尔人的群体意识。学术界应该重视对散居维吾尔人的调查和研究,以加深对维吾尔族社会的认识。     

站在辽阔的草原上——从文艺民俗学视角论张承志《黑骏马》

《黑骏马》是一篇反映草原游牧文化的“文化寻根小说”,其在形式、内容和艺术感染力上都有独到之处．是专业文艺与民俗学相结合的一个较成功范例。小说在人物塑造、结构与情节构建、环境描写语言三个方面都运用了民俗的方式和效果,尤其是对蒙古古歌《钢嘎·哈拉》的使用,成为作品的一个突出特色。     

甘肃省天祝县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经验、问题及对策——以草原补奖政策为例

甘肃省天祝县在实施国家草原补奖政策方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政策经验,包括科学的组织协调及分工体制、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资金监管机制,以及规范的绩效考核评价。尽管取得一定成绩,但在实施中仍存在制度问题,如缺乏草原生态补偿的明确立法和规定;现有地方法规和规章无法全面指导草原生态补偿地方实践;补偿标准过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不足;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进一步完善天祝县草原生态补偿,应当做好顶层设计的改革;处理好《草原条例》《草畜平衡管理办法》《禁牧办法》三部规范性文件的关系;完善不同层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均衡性社保、教育等制度,尤其是向贫困地区和草原生态脆弱区域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