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的精神世界与其诗歌意趣之观照

以阐理说教、表达思致为胜的理趣诗是宋诗中十分重要的一类。然而这类诗歌容易道学气胜,诗味不足,落入言筌理路,这也通常和理学家本身追求理性和道德准则的思想与精神境界相关。而北宋道学宗师程颢则将天人合一视为一种内心体验,追求活泼生动的自然至乐,其思想更加亲切圆通,因而诗歌也别具一格。观程颢之诗,通常存在存理以观物、应物而得趣、因趣而发理的一个循环过程,以亲切温厚之意态,不着痕迹地感动人心。这样的诗歌,既是个人道德的哲学化与艺术化,也是诗教对礼教的熔铸与陶冶,于宋代理学诗中自成一家。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的音乐性再现——以《王维诗百首》为例

在中国古诗的英译领域,格律派十分注重通过译文再现原诗的音乐性。《王维诗百首》的翻译是再现中国古典诗歌独特音乐性的重要尝试,对其译文的解读将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格律派译者注重在节奏和用韵两方面"以诗译诗"的诗歌翻译主张,丰富古诗英译的理论与实践。     

白居易讽喻诗的困境及其他

白居易的诗在文学史上以"讽喻"和"直白"而著名,这也成为了描述其诗歌主张和写作风格时的常用标签,但是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分高估了白居易讽喻诗的意义与价值。白居易的讽喻诗存在两大"困境":一是讽喻诗的实际讽谏效果远远没有达到白居易所预期和后世所想象的程度;二是虽然白居易十分推重自己的讽喻诗,但当时社会所欢迎的却是白居易其他类型的诗歌。     

押韵,译者独创性的“陷阱”——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译本研究

笔者在研读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译本的基础上,分析了译者在无法使译文自然押韵的情况下采用的权宜之计和强行的押韵策略,并从语言、句子表达、风格等方面来分析这些权宜之计和押韵策略对译文的影响。进而以整个译本的质量来论证这些强行的押韵策略只是给译文披上了漂亮的押韵外衣,而译诗在本质上却无法称得上是自然、地道、不折不扣的英语诗。押韵俨然成了译者独创性的陷阱,译者愈想创新,采用权宜之法,离其所制定的翻译原则愈远。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研究·于坚专题

正【编者按】在中国当代诗人中,于坚属于少数具有持续性写作动力的诗人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一直到现在,他从未中断过诗歌写作。这种坚韧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力完全出于于坚对诗歌艺术本身的忠诚,这也使他的重要性在当代诗坛日益凸显出来。于坚的诗歌写作一直在强化一种从民族经验出发的及物性写作,这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转化为从深厚的日常生存     

主持人语

正百年学术,开古人未有之局。整体上是新的,也应该是新的。但古代文学尤其是诗学领域,与别的学科有很大的不同。昔冯友兰论中国哲学史学科,曾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揭示其述古与开新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然百年学术,窃以为维新之义突出,而于述古则有所不及。古人论学,每重"述"之一义,孔子"述而不作",已含此深义。清人汪中以"述学"名其集,亦此义也。盖述古之精确,即开新也。本此义以观百年学术,述古之精者果亦有之,而误解古人,甚至厚诬古人者,实亦不鲜。本期栏目所发表的三篇论文,主要有关于诗学与诗歌史的研究史方面论题。齐益寿先生的论文,从中国古代诗教的传承这一角度来评论叶嘉莹先生在诗词创作、研究与教学方面的贡献。笔者曾以诗学     

新诗该有常体

百年新诗一直处于"律化"和"自由化"的对抗之中,这种多对抗少和解的局面不利于新诗的健康发展。适当的诗体规范,不仅能建立起诗歌的体式特征,而且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从《日本杂事诗》的修改看黄遵宪日本观的嬗变

作为国内最早出现的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著作之一,《日本杂事诗》对于当时国人了解日本、认清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杂事诗》的“定本”和“原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出版十余年后对其进行有意识的修改,包含着对日本的重新审视和评价。通过考察两者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通过担任驻日文化参赞等一系列外交职务,黄遵宪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民主观念逐步形成,对日本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这无疑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日本观的嬗变。     

穆木天“纯诗”观的先验性及非纯因子探析

穆木天“纯粹诗歌”的诗学主张,以“先验世界”为其哲学背景,开启了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理论先河。然而,受文化前在视野及特定历史情境等因素的制约影响,“纯诗”理论隐匿了不少非纯因子,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激活、放大、扩散,最终促成了“纯诗”向革命诗歌的转向。     

诗骚传统艺术精神的绵延--论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

注重抒情的中国古代诗骚传统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影响了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创作。本文从小说的结构、审美、语言以及抒情性四个方面来考察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