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家责任的性质

专家责任是指具有特别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即专家在履行专业职能的过程中,违反高度注意义务、忠实义务以及努力完成受委托任务的义务给他人造成不利后果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专家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其实应定性为合同责任比较妥当.     

学术、教育与人生——记著名经济学家田国强教授

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主页上,你可以极方便地进入教师主页,寻找到院长田国强教授的名字。也许令你感到有些惊讶的是,页面上的个人经历、治学心得、学术论文、工作报告都如数家珍,且总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更新。田国强教授多次在不同场合这样强调：“我本人一直在从事激励机制的理论研究,因此我为人处世最重要的态度是诚信,最大程度地接近完全信息的制度环境,让我的每一位同事、每一位学生都了解我的所思所想所为,唯其如此,我们的教育改革、我们的日常工作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论零售业顾客不满之根源及其对策

美国营销学专家詹姆斯.穆尔说:“现代企业的命运掌握在顾客手中,顾客是企业利润的最终决定者”。因此,顾客满意对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一项研究表明,让一个老顾客满意,只需花19美元,而要吸引一个新顾客,就要花119美元,减少顾客背叛率5%,就可提高利润25%。同时有研究显示:     

专家参与危机管理中的信任失灵与策略转换

公众科学知识素养的缺乏,社会功能的分工及科技民主价值观念的形成,决定了专家参与危机管理的必要性。中国危机管理面临着突出的专家信任失灵问题。公众对专家知识期望的理想化、专家自身知识的价值偏向、专家参与机制有效性无法保证、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等,从知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构成了信任失灵的根源。构建专家信息库、提高言论被“收买”的风险成本、完善良好的沟通机制是重获专家信任权威的有效策略。     

智能控制系统研究现状与展望

控制理论的发展正面临着新的突破，智能控制将成为控制理论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本文以近年来智能控制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国际上一些比较值得注意的动向，分析了智能控制系统的结构特点，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进一步探讨了相关问题，并提出了智能控制系统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     

冯契的逻辑范畴学说及其方法论意义

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冯契对逻辑范畴作了开拓性的探索：阐明了逻辑范畴的辩证本性和特点;考察了逻辑范畴体系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建构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探讨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的方法论意义。     

美国印象

2003年11月8日至12月6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华金融保险学院副院长宋清华教授对美国进行了学术访问。访美过程中,宋清华教授重点考察了美国的金融体系特别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及其运作情况,拜访了包括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在内的多名教授,并就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新巴塞尔协议（BaselⅡ）、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与美国的官员、专家及教授进行了探讨和交流。[第一段]     

生命之树常青学术之花常妍——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教育家邓子基资深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祝活动记

鹭城仲夏,阳光明媚,鼓浪水暖。厦门大学群贤毕至,无论中年英才还是青年学子,脸上都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激情。他们怀着同一个目的来到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厦门大学校园,庆祝85岁高寿的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教育家邓子基教授从教六十周年。[第一段]     

执著学术理想终成学界楷模——记著名经济学家臧旭恒教授

如果说从军人到公务员,从普通学生到高级学者的身份转变对于个人发展来讲还属平常,但没上过大学本科就直接成为硕士研究生,没有副教授任职经历就直接成为教授的经历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无疑就颇有些传奇色彩了。他是一位温文尔雅、谦逊内敛的学者,他还是一位豪爽大度、坚毅果敢的山东大汉。[第一段]     

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运用理想类型方法 ,试图提出并阐明一个观察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视角 :行政规则制定是一个通过特定法律程序而使不同类型知识得到恰当运用 ,为行政规则提供正当性和理性的过程。文章进而归纳出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两种范式 ,即大众参与模式与专家理性模式。文章认为 ,在价值选择领域 ,大众参与具有知识运用上的合理性 ;而在技术领域 ,过多的大众参与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政规则正当性 ,但其耗费大量行政资源 ,无助于知识的合理运用。由于行政管制领域基本上是技术性事务 ,在一般情况下 ,专家理性模式应是优先适用的规则制定模式。当然 ,为了防止“专家专制”和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计算 ,大众参与又是一个制约专家权力的机制。涉及中国当前行政规则制定过程 ,由于行政权力的组织和行使依然存在着高度集中化和非职业化的态势 ,本文倾向于首先从行政组织自身“制度 /结构”合理化以及行政专家职业伦理的培养入手 ,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促进专家理性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来增强规则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