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视野下的传播研究

传播学一直处于经验主义与批判学派的方法论二元状态之中.如何突破这种思想方法之局限,开启新的学科视野,这是新兴的传播学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从文化研究视角审视传播学,会使我们对传播以及文化研究价值有新的认识.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探析

文章在简要概述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现实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主题网站、BBS中的舆论引导、网上心理咨询、虚拟实践、网络调研是做好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旨在说明信息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不断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构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体系,以不断增强思想政工作的影响力和时效性。     

"面向事情本身"现象学方法的普遍原则

现象学方法是立足当代实践格局,通过人的实践去展现存在的本质然后再加以描述的方法。这一极具价值和魅力的方法,已经引起中国学界的高度重视。深入挖掘现象学方法的普遍原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运用权威对话法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但同时,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科学运用权威对话法,搭建权威对话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长期有组织地进行权威对话,对于引导网络舆情、了解民意、凝聚和振奋民心具有重要的作用.     

多阶段均值—半方差模糊投资组合决策研究

考虑交易成本、借款限制、阀值约束和基数约束,提出多阶段均值—半方差模糊投资组合模型。在该模型中,收益水平被定义为可能的平均回报,风险水平被定义为回报的半方差。由于交易成本和基数约束,多阶段投资组合模型为具有路径依赖性的混合整数动态优化问题。文章提出了前向动态规划方法求解。最后,以一个具体的算例比较了不同的基数约束投资组合的最优投资策略。     

金岳霖的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金岳霖先生的教育思想主要涉及3个方面: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法.金岳霖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包括教育的内在目的和教育的外在目的,教育的内在目的是追求个性发展,教育的外在目的是为国家目标服务;教育内容应该注重教给学生求学的方法,应该强调价值观和信仰的教育,应该重视培养大学问家;在教育方法上要重视通才教育,重视培养辨别、分析能力,教育要平衡发展,要充分重视逻辑教育.金岳霖先生的教育思想启发我们:应该注重个体人格、修养的培养;应该以教育的内在目的为教育的根本,从而在战略上实现教育的外在目的;应该重视逻辑思维、审辨式思维等学习方法的培养;应该重视培养学生形成独立的思想.     

语用和语篇:探索衔接的关联理论方法

自从Halliday和Hasan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英语中的衔接》以来,关于衔接的特性和作用在语篇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界有不少争论。从基于交际和认知的关联理论来看,Halliday和Hasan在其著作《英语中的衔接》中提出的探讨衔接的方法仍有不足,Halliday和Hasan称为衔接性的一些范畴显然与他们对衔接的程序性定义不能匹配,因而带来分类上的问题;Halliday和Hasan的方法没有从语用层面考察衔接问题,因此需要从更趋于心理和语用导向的方法考察衔接与语篇性,对语篇性概念加以再思考。     

中国传统民间住宅建筑研究——思路、方法、视角与途径

民居研究已经从建筑学本体扩展、延伸至与之相关的领域.在民居建筑的内涵和深度上,将民居与传统思想、文化、哲学、信仰、民族、社会、传播等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从中揭示出民居建筑中潜藏的人文基因和信息,它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技术体系的另二种形式的历史.并且我们在进一步探究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之外,广泛深入到历史、经济、地理、民俗等领域与民居建筑的相互关系中,从而将历史的、社会住居体系放在传统的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宏观体系中,把握民居建筑的整体,在多学科的辅助和支持中展开深入研究.     

关于渭河流域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立法建议

从相关立法看,对渭河流域水污染的治理主要采取了传统的行政方式。为提高渭河水污染治理效率,促进陕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借鉴美国和我国上海、江苏等地比较成熟的做法,采用市场的方法即排污权交易来治理渭河流域水污染,这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革新,降低整个社会的治理成本,比单纯的行政方法更为迅速和有效。因此,应进行地方立法,规定可交易污染物的范围、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方式、交易的程序等,以规范排污权交易市场;同时,确定渭河的环境容量总量以确定可供分配的指标,构建信息平台以降低交易费用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从文化缺省角度看《围城》的翻译

来自同一社会文化背景的成员都具有关于这一社会文化的共同的知识,在交际过程中,这些共同知识作为背景知识常常被交际双方所省略。如果被省略的部分与语篇外的文化背景知识有关,那么这部分的缺省就是文化缺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补偿由这种具有鲜明文化特性的文化缺省所造成的意义真空。以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翻译的《围城》为例,分析了译者所采取的几种翻译方法以及译者如何补偿《围城》中所体现的在中国社会文化中作为预设的文化和情境认同在英语文化中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