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本之信:《周易》在西方传播评要

古来中国关于《周易》的注本数百千种,所作解释千差万别。西方人要想有一个好的《周易》译本,首先须有一个好的中国《周易》注本作为底本。选择什么样的注本,便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理解,这便提出了一个“底本之信”的问题。明清时期的官方易学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宗的。然黄宗羲、顾炎武、皮锡瑞等清代大儒都认为《周易》最好的注本是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朱熹的《周易本义》则存在严重的迷思,特别是关于易图学（包括《河图》《洛书》《先天图》等）的迷思。明末以后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尊重当时官学意见,翻译《周易》基本是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底本的,因而朱熹易学关于《周易》的迷思便也不知不觉地传播到了西方。     

《奥义书》译本导言

奥义书是印度上古思想转型的关键著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存世的奥义书极多,然而它们大多产生很晚,一般公认属于吠陀时代的奥义书只有十三种.奥义书的核心内容是探讨世界的终极原因和人的本质.印度古代许多哲学流派如吠檀多等,都是奥义书的直接或间接继承者.奥义书也真实地反映了印度当时的思想探索方法及发展过程.     

从《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看“忠实”的度

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对"忠实"的度进行分析,认为由于翻译目的不同,使得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也就导致了对原文的不同的"忠实"的度。此外,还分析了一些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如赞助人、读者群、原语和的语地位等。因此"忠实的度"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游离于"绝对忠实的译本"和"创作"之间的点的集合,即在两者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文本。     

从主体间性视角解读《红楼梦》译本

通过分析杨宪益夫妇《红楼梦》译本中各翻译主体间(译者与赞助人、合作者、作者、作品中人物及文中所描述的世界以及译文读者)的对话情况,揭示出此译本获得巨大成功与译者对翻译的本质——积极、互动的各主体间总体性的和谐把握是分不开的。     

从顺应论角度析约翰·海德《道德经》译本的价值

在众多《道德经》的英译本中,约翰-海德的译本通俗易懂。以顺应论（Versehueren,1999）为理论框架,通过具体分析译本在语境、语言结构、动态过程和意识凸显度的顺应表现,说明这样的通俗翻译具有其价值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回顾与述评

自1999年穆雷对女翻译家金圣华教授进行访谈并将性别引入翻译研究以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之路历经十余年.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中国学者对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从最初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著作开始,到后来研究女性主义译本和译者,再到后来将女性主义翻译与其他理论相结合,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经历了理论介绍、实践研究和跨领域研究三个发展阶段.     

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翻译风格研究

通过立体选择语料、多维设计研究,借助频数统计和量化分析,探索葛浩文的三部代表性译作在词汇、句子层面的特点,进而发掘其翻译风格.在标准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及实词的使用上,忠实于原作是葛浩文翻译的基本原则;在句子的使用上,他将读者的可接受性考虑进来,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提高译本的接受度.此外,葛译本还兼具翻译文本特征和原创文本特征.     

《红楼梦》英译本词汇特征对比研究

本文用语料库方法从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词长分布等方面对比考察了《红楼梦》及其两个英译本的词汇特征。研究显示,两个英译本都表现典型英语翻译小说的特征且都存在显化现象。在词汇的选择上霍克思译本倾向于使用动词与副词结构,而杨译本则倾向于使用名词结构。     

改写者葛浩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改写论"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重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指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会受到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文章从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的改写现象,总结了他所采用的改写策略和方法,旨在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一些借鉴。     

后殖民语境下《红楼梦》两译本的文化与翻译

上个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发生的“文化转向”使得人们对于翻译本质的理解更为深刻、全面。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作为使者,译者在面对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时,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沟通方式,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后殖民语境下分析《红楼梦》两译本的文化与翻译,对当下的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