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角下《孝经》英译本对比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以《孝经》的三个英译本为例,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西方译者在专有名词、句意表达,文体风格等方面的不同,进而得出结论：翻译方法及策略的不同究其根本乃是源于不同文化圈对译者的影响。     

言语行为的双重结构与译本研究——一个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

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行为包含以言表义和以言行事这双重结构。以言表义体现了言者的语言资质,以言行事体现了言者的交往资质。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割裂了言语行为双重结构间的内在联系,前者只关注语言本身,专注于译本的内部研究;后者从影响语言的外部因素着手,专注于译本的外部研究。以言语行为的双重结构为基础进行译本研究既能根据语言的构成性规则考察译本的语言资质,又能根据言语的协调性规则考察译本的交往资质,对译本进行全面研究。     

"五四"以前的汉语白话欧化考察 ——以官话译本《天路历程》为例

一般认为,汉语白话欧化始于"五四"时期.事实上,在这之前就有了一些白话欧化的早期表现.官话译本《天路历程》被认为是这一表现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与原作、《红楼梦》等传统白话作品及其他译本对比,考察官话译本《天路历程》连词、介词和第二人称代词的欧化现象,由此可以了解其作为汉语白话欧化早期文本的具体样貌.     

从《哀希腊》译本看翻译语言范式的演进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绝不会被动地充当语言转换者的角色,而是在呼应集体语言审美定势的同时,渗入自己的审美体验,表现出强烈的个体差异,以此推动翻译语言的发展和演进。通过对《哀希腊》五四前后不同译本及其语言背景的分析,揭示出翻译语言由译入语范式向原作语风格的转化,反映出整个翻译语言的变化发展,折射出语言观念的变化。     

基于语料库的《边城》三个英译本文体特色分析

在建立《边城》汉英三译本平行语料库的基础上,以语料库方法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三个译本的平均词长、词长分布、高频词和标准化类符/形符比(TTR)、平均句长、主题性方面进行比较,揭示了各个译本的文体特色。三个译本总体上都具有显化原文信息、增强译文可读性的共性,同时又表现出文体特色方面的差异:项译本文学性较强,书面程度较高;戴译本较为简单,用词范围较小;金译本语言表达较丰富,但受原文形式限制较大,具有翻译文体的特点。     

唐代传奇小说的俄文翻译和研究

唐代传奇在苏联时期被广泛翻译成俄文并且出版.1950-1970年代期间,至少有五种唐代小说的俄文译本,后来各种作品选中的唐代小说俄译文多从这些译本中选出.苏联汉学家对唐代小说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既有论文发表,也有专著问世.对苏联时期的唐代小说翻译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既是对俄罗斯汉学辉煌历史的尊重,也是对逝去的苏联汉学家的纪念.     

经济伦理学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个案分析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得到了更多关注。从经济伦理学维度,借助美国学者爱德华·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为例,分析该译本翻译过程中包括原作者、译者、目标语读者、出版社等各利益相关者的交互影响。通过译者葛浩文,莫言的作品走出了国门,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所接受,出版社也获益颇丰。葛浩文在发挥其主体性,并力图实现各方利益共赢时采取了诸如省译、增译、变译等翻译策略。     

主位结构视角下彭斯名诗《一朵红红的玫瑰》的汉译比较研究

主位结构是语篇分析的重要课题,诗歌是非常注重形式的特殊语篇。本文对比研究了彭斯的名诗《一朵红红的玫瑰》以及它的三个汉译本的主位结构,从新的视角下比照了三个汉译本,从而发现了在翻译彭斯的经典名作上三个译本共同存在的难题,以及三个译本各自的主位特点,并论证了哪个版本在主位结构上更接近彭斯的原作。     

从《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看“忠实”的度

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对“忠实”的度进行分析，认为由于翻译目的不同，使得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也就导致了对原文的不同的“忠实”的度。此外，还分析了一些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如赞助人、读者群、原语和的语地位等。因此“忠实的度”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游离于“绝对忠实的译本”和“创作”之间的点的集合，即在两者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文本。     

论广告中双关修辞的翻译

广告活动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还是一种文化交流.广告文化是从属于商业文化的亚文化,自身又包含了商品文化以及营销文化.国际广告则是跨国界、跨文化的商品营销的宣传形式.在广告语言的运用方面,翻译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面临着由于各国文化与语言差异所带来的各种困难.双关语是广告中一种较为常见的使用手段.双关语的翻译本身就是一个难点,而广告中双关语的翻译则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