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古地区人口买卖的罪与罚——以土默特司法档案为中心

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较为猖獗，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危害尤为重大，不利于边疆人口的管理，也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打击人口买卖、保护妇女儿童对于当时的人口管理和社会稳定十分重要。从清代归化城土默特档案入手，解剖“蒙人布木伯尔等拐卖人口”这一典型案例，梳理清代土默特有关人口买卖的36份司法档案，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从中央与边疆部族的关系考察，也体现了中央法与地方法、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理藩院则例》中央法与《蒙古律例》地方法的内容互相尊重，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与蒙古地区的制衡关系和清政府治理边疆蒙古地区的政策与谋略。清代土默特档案中司法判决的相关内容显示出蒙古地区逐渐认同中央《大清律例》的趋势，也体现出其严惩买卖人口行为的立法态度和相应减轻处罚的司法实践操作。这种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背离现象，充分展示了清代统治者在制定、执行法律时，既能坚守中华法系传统，又能灵活应对社会变迁的务实态度。     

女性的“语言”:卫拉特蒙古的女性与禁忌

本文以居住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该社会中使用的女性语言。通过对卫拉特蒙古的语言禁忌、尤其是对女性语言进行考察，发现人们利用语言禁忌维持他们社会的秩序，即保持神圣的存在的中心位置的同时排斥负的、不可控、污秽的存在于生活空间的外围。但是看起来非常清楚的结构中也有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即女性。神圣的存在中也有与普通的人们相比较更神圣的女性，同时与危险的自然力量等比较女性也更为安全和普通。不管女性是神圣的存在还是普通的存在甚至是危险的存在，女性语言都能够使其他者化。     

清代都邑社会与蒙古文学家族的转型

清代八旗文学家族多兴起于北方草原及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大清定鼎中原的过程中，满蒙汉军八旗作为政治共同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一起进入京师，后因八旗驻防制度的颁行散布于都邑社会中，八旗家族生活重心也因之而由游牧地带迁往京师及重要驻防城市。生活地理空间的变化导致八旗家族在社交范围、价值观念、仕宦途径等方面都和早期成员有所不同。即以蒙古文学家族而言，作为个体的蒙古家族士人兴起、繁盛，家族成员心理基质发生变化，家族文化或由武转文或文武并重，鲜见单纯重武者。这些变化直接反映在了他们关于家园变迁的文学书写中。随着时代发展，清代蒙古家族的民族个性趋于模糊，他们在文化认同书写中建构并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国情怀得到深度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