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古地区疾病防控法制初探

畜牧业经济生产方式是人类适应干燥、寒冷的草原生态环境的必然选择。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属于上层建筑。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畜牧业经济决定了古代蒙古地区法律制度的内容,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依法保障公共卫生、防控疾病传播的早期尝试。及时隔离病患、依法规范丧葬活动、注重食物安全、严禁通奸行为、预防牲畜之间传播疾病,是古代蒙古地区疾病防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系统研究古代蒙古地区疾病防控法律制度,有助于全面了解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治、经济、法律发展演变史。     

中国蒙古文学史料学的起始与发展

蒙古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蒙古文学史料。随着国内外蒙古文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蒙古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已逐步发展成为蒙古文学史料学。蒙古文学史料学包括蒙古文学的田野调查、史料整理、考订、选录、笺释、校注、校勘、辑评等诸多研究内涵。中国蒙古文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蒙古文学史料学的长足发展。我们应当总结以往蒙古文学史料学研究的经验,使蒙古文学史料学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     

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进行了探讨:第一,论述了大蒙古国时期察合台汗国驿站交通的创立过程及使用情况;第二,由于驿站交通的前后继承性,以畏兀儿地区为中心,介绍了元朝在当地的驿站建设;第三,以蒙古文乘驿公文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察合台汗国驿站的运行特点;第四,总结了察合台汗国的重要交通路线。     

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的传播及发展

明朝时期，卫拉特蒙古在其首领也先汗时代与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但随着其地域的变迁和社会历史的演变，自17世纪初开始，卫拉特蒙古正式信奉了藏传佛教。     

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述论

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期间,由于自身实力和格鲁派势力的消长变化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其与格鲁派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状态,双方在西藏政局中的主导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说,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过程,就是其与格鲁派上层在西藏最高统治权问题上的较量过程。     

古代语言文字规范法有效实施的历史镜鉴

以史为鉴,为实现主观意图和政治目的而制定的语言文字规范法缺乏生命力,容易被历史淘汰.语言文字规范法的有效实施在于:立法上,尊重客观规律,服务大众利益;宣传上,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形式多样化,尽可能让全体民众参与进来;执行上,适当加大执行强度,营造一个有利于“良法”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环境.     

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及其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20世纪初,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财政拮据的严重危机,这一背景决定了清末放垦蒙地的实质就是聚敛蒙财,以充帑银。放垦蒙地虽然使蒙古地区的农耕业有了空前的扩展,丰富了蒙古地区的经济生活,但从总体上来说,导致了严重的农牧冲突,激化了民族和阶级矛盾,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生态环境破坏。因此,清末放垦蒙地对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是负面效应。     

西藏山南农牧民使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现状及建议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西藏山南农牧民使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情况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率较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频率低,对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有相当的热情又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培训教材适用性较低,教育培训力量薄弱。提升山南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应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宣传力度,编写适合农牧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汉藏双语教材,建立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创新培训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方式,营造农牧民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良好环境。     

论语言污染及其治理策略

目前,在我国语言文字使用中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主要是错、乱、脏、假、恶、丑,它们构成了一种新的污染,即语言污染。造成语言污染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客观原因可概括为外力多、素质差、物欲大,主要的主观原因可概括为崇洋、媚俗、效颦、护短、泄愤。这些原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告诉我们,治理语言文字污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多方面入手:首先,在语言文字管理中法治德治双管到位、并重互补;其次,加强宣传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语言文字的重要性,解决观念的转变问题;第三,通过解决我国目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人们的语言文字素养以及各种综合素质;第四,各方齐心协力,共同营造全社会都切实重视语言文字使用的良好氛围。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与《皇朝藩部要略》之关系考述

《皇朝藩部要略》是《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各部“总传”部分的稿本;《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纂修过程是先纂汉文本,紧跟着译成满文本,最后再译为蒙文本,分别进呈,其在多次增加内容并限期完成后,终于于乾隆五十三年汉文本《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进呈完毕,完成了五年之期,而其底册,即《皇朝藩部要略》也就在此时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