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史辨”运动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

“古史辨”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遵循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对上古史进行了科学、严谨地考辨。其成果不仅对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科学的结论,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学史、民族学史、民俗民间文化史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科学方法。古史辨派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辨伪精神,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辨伪,才能“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     

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三)

192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就此问题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这些与学术相关的现象折射出超越于学术的意义,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     

20世纪初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国民性”概念再考察

长期以来,“国民性”被视为一稳定而不言自明的概念范畴。然而,细究近代以来“国民性”概念之嬗变过程,便可发现其内涵及外延并非一以贯之。在其转译过程中,西方语境中“国民性”概念的个体成分逐渐被剥离殆尽,“国民性”概念也逐渐由中性概念一转而成为负面表述的概念范畴,并最终在民族国家构建及抗战背景下被“民族性”概念所取代,成为中国社会群体描述的潜流。     

元儒陈栎的《尚书》学思想

陈栎是元代最有名的《尚书》学者,他中年时期的《尚书》学著作《书解折衷》存在“援朱砭蔡”的倾向,即以纠蔡沈《书集传》穿凿附会之失为宗旨。而当朝廷开科,规定“经义”一项以蔡沈《书集传》为主,这种情况使得陈栎的《尚书》学研究相应地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为科举专门编纂了《书集传纂疏》一书,其目的是对《书集传,》进行羽翼、补充和发挥,从而能更进一步地把理学原则特别是《四书》修养论思想灌注到《尚书》学研究中去,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     

“理智化”的偏见:胡适与反省现代性

在新文化运动主要推动者中,唯有胡适对反省现代性始终深闭固拒,这是颇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反省现代性,二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缘于反省资本主义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得以借反省现代性作为必要的思想铺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反之,胡适既不能接受反省现代性,也就更不可能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在逻辑上也是势所必然。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仍不失为反传统的斗士,但已少了新时代的创意。胡适之累,不仅在于自由主义,还在于固执理智化的偏见:拒绝反省现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缘此也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张力。     

论“苏黄米蔡”的形成——蔡襄、蔡京之争的关捩

“苏黄米蔡”之“蔡”究属蔡襄还是蔡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捩是还原“宋四家”的形成过程。南宋时期形成了“苏黄米”并举、“米蔡”对举以及推尊蔡襄的批评传统,这是元人提出“宋四家”说的基础。“宋四家”排列次序在元代并不固定,明代始确定为“苏黄米蔡”并引出争议。有宋一代,蔡京从未进入过“宋四家”,也不存在所谓以“襄”代“京”的事实。     

"五四"启蒙意识与当代中国大学精神

作为一场由中国早期现代大学中的知识阶层所引领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启蒙意识是五四精神的最深刻内涵,也是五四运动得以生发的一个前提性条件。但后来,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所主张的个人主体意识之觉醒潮流,汇入到了民族主体性觉醒的大潮中,整体主义从此成为中国社会思维的主要脉络。在此逻辑下,中国知识阶层的主体意识与独立性趋于消沉,物质主义思潮又使得信仰和价值迷失,大学精神和学人品格日渐模糊。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建构与形塑,有必要接续五四时期所张扬的启蒙意识。     

以科学与理性的名义:新文化运动中的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时期,海克尔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中文,他的学说被当作"科学"与"理性"的化身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新派人物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重要思想武器.但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思潮转换的影响,海克尔的学说也曾饱受讥评,其影响也逐渐退出了中国思想界.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遭遇,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前后两个阶段在学理层面上的不同取向.     

新文化运动与民国初年文化观念更新

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笔者认为,尽管新文化运动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偏差,但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西方思想的引进,为中国社会确立了"科学"与"民主"的文化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仅就这一点而言,应予以肯定。     

试论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

中国传统戏剧的研究在20世纪前期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这对20世纪后半叶乃至今日的研究而言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1908年当王国维率先开始其中国戏剧的研究时,可谓是孤家寡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等事件的发生,均有助于研究风气的形成。1930年梅兰芳访美的成功,则直接促成了30年代的研究繁荣。相继涌现的自然禀赋与学术背景各异的学术大家们,为中国戏剧的研究提供了各各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路径,从而使得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学规模初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