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网络中的词学研究

近20年来,词学研究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词学研究应在多重网络中展开。首先,词学是专门之学,但研究者仍需建构开放的知识网络。词乐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仍处于相对低潮。这与研究者受限于音乐知识,无法有效介入有关。词谱、词律等专门之学亦是如此。其次,可以尝试词学研究的时空延展,打造通观的“全息网络”,通过长时段的、大量的文本分析发现新话题。同时,注意域外汉籍,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新文献,启发新视角,丰富文本网络。最后,要注意数字人文的发展趋向,要建设词学检索库,善用新技术,更新研究理念,以便及时因应。但数字人文终究只是辅助研究手段,技术取代不了阅读与思考,只有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宋代江西词人晏殊、晏几道、欧阳修、黄庭坚的词论

宋词中也有“江西一派”之说。晏殊不讳言自己写情词，但以为其词情与柳永有品位雅俗的区别。晏几道为《小山词》撰序，是宋代词人第一篇为自己词集作的序言。序中主张词要抒写个人的感情，与宋德“文以载道”之说以及宋诗中说理之风迥异其趣。欧阳修自称“情痴”，蕴有探讨人性根本的哲学意义，闪烁着批判禁锢主义的思想光芒。黄庭坚词论突出晏几道的“痴”，更是欧阳修“情痴”的扩大，表现出一种违抗“道”、“法”的精神。     

论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的深层差异——以《碎金词韵》与“《碎金》二谱”为例

清代词韵编订以归纳旧词用韵为主要方法,成果丰硕,但无与旧词用韵实际情况尽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词韵与旧词用韵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差异：一是二者诉求不同。旧词用韵追求合乐,选韵多以时音、方音为据,且演唱中“腔调”的特点弱化了字调的区别;而清代词韵编订基于制定统一规范的诉求,编韵更强调规则和韵部的系统性。二是依据不同。客观归纳旧词用韵,得基于穷尽性的旧词载体;而编订词韵,在旧词的使用上不可能做到穷尽。     

越南的填词及词学——汉文学移植背景下的文体案例

越南汉词的创作相对于诗很不发达,这与东亚其它国家如日本的词有相同的境遇,而具有更典型的意义。汉词在越南独立初期就已产生,是大一统中国的文化产物,而19世纪的汉词相对繁荣是受到清词中兴的影响,是一次重新引入的过程。越南汉词的产生和流传多与中越两国的政治交往有关。越南古今书目中有关词的书籍很少,且有很多错误。越南的词学表明:越南填词得不到发展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词被认为与教化关系更远,因而发展动力缺失;二是词的语言与中国经典书面语言更疏远。     

罗慕士译《三国演义》对长度词的英译及问题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原著中,长度词有:里、丈、围、尺、寸、匹.罗慕士对<三国演义>中的"长度"词的翻译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显出了在"归化"和"异化"之间的徘徊,由此带来了一些混乱.作者采取文献资料、对比等方法,分析了这些形式和错误,并提出改进的办法.认为直译是译作中传播源语文化的最有效的手段.     

词谱发端与明中叶学术——以周瑛《词学筌蹄》为中心

明代周瑛《词学筌蹄》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具备词谱雏形的著作,此书虽体制简略,但与前代思想、学术密切关联,可从深层揭示词谱起源的社会原因.其文献主要源自洪武本《草堂诗余》,又有独特的版本特征,为明中叶《草堂诗余》改编序列中承前启后的一环.其符号借鉴自北宋邵雍《声音唱和图》,周瑛由此制谱,可视作明中叶等韵、律吕等"声音之学"由...     

论苏轼的两次仕杭词

杭州词是苏词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苏轼在熙宁和元时期两次出仕杭州,其词作都具有清丽毓秀的特色,不同于其他时期的苏词。而两个时期的杭州词也各有其特点:熙宁时期属词创作的早期,承袭婉约词风,但高出人表,且题材上大有开拓,自有其独特价值。元祐时期则在艺术表现上日趋成熟,风格多变,情感表达更加含蓄蕴藉。     

语域与翻译

英语在其运用过程中,要求在分清语域的前提下使用得体的语言。得体语言的掌握和运用需要具有选择语域的能力,领悟不同语域差异的认知能力,以及处理好不同语域中恰当对应词的翻译能力。     

英汉动词表达法的特点及生成原因分析

英语倾向使用综合型表达法,通过派生词,转类词,和单纯词的使用来表达一个复杂意义,是较汉语词化程度更高的语言。而汉语倾向分析型表达法,多使用短语和句子来表达复杂意义。倾向于不同的表达法的原因与语言形态发达程度,文字类型以及词化程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