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蔡邕的道德论

历代对蔡邕的才性特征尤其是道德的评价褒贬不一,这种模棱昭示蔡邕的行为对道德的体现包含向两种方向解释的可能。本文试图揭示蔡邕时才性问题中政治人物的道德素质的真实看法。     

略论汉代碑文之碑额题尊

碑文由碑额、碑序、碑铭三部分组成,其中碑额即碑文的首行。历代所书写碑额的方法很不相同, 汉代碑额是书写碑主所任官职中最尊贵的官职,南北朝时期碑额就比较混乱了,而唐代碑额是书写碑主所任官职中最后的官职。这些方法的运用与当时的特定时代有很大关系。     

河间杂歌的名称释义及文化探源

河间杂歌作为《琴操》中琴曲类别之一,是蔡邕对内容杂乱难以归类的琴曲的总称.杂歌的命名一方面借鉴了汉代文体分类中以杂命名模式,一方面依据汉代琴曲自身的特点.楚地民歌及汉代歌诗是汉代早期琴曲歌辞的主要来源,而杂歌则来源于西汉时期分散在朝廷之外的琴曲.汉武帝时期杂歌由河间献王搜集整理,汇集于斯,流行于斯.蔡邕在杂歌前面冠以河间之名,既源于汉代河间国与琴曲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基于对河间国在汉代独特的文化、政治地位的考量.     

论蔡邕与汉魏文学观念之禅代

蔡邕的文学观念与他的人生经历,反映出东汉晚期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蔡邕早期笃嗜儒学学说,执意维护文学观念的经学价值与正统性,但经历了各种人生磨难后,其文学观念发生变化,形成了发愤著书与抒写真情的文学观念.他的碑志文写作也折射出文学审美观念的渐变.蔡邕文学观念的禅代,成为汉魏之际文学观念变化的先驱.     

庾信碑志文浅议

在唐前碑志文学发展史上,庾信是继蔡邕之后的一位重要的碑志创作大家.庾信继承了蔡邕的碑文观,认为碑文的职能以记功颂德为主,且重视碑文称功颂德的等级性.在碑志文创作上庾信虽然仍守"蔡氏矩矱",但也体现出了新变.他将浓郁的悲情引入碑志文创作,并成功地在碑志文中运用了"鹤"、"松"等意象,为悲情的生发营造适合的氛围.庾信的碑志文创作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位骈体宗匠高超的骈文技巧,又善于将骈体与散体有机结合起来,使碑志文的文学性大大增强.     

鸿都门学的文学史意义再审视

蔡邕批评鸿都学士主要是他们背离了汉代士人对辞赋讽谏性的坚守。从后世的批评上看,对于鸿都门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开榜卖官、石经考异和书法源流的追溯上,并未涉及到文学发展的层面。因此,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上来看,鸿都门学并没有进入到文学发展的轨道中。     

蔡邕《琴操·鹿鸣》考论

<鹿鸣>是先秦雅乐中的经典曲目,流传很广,保存时间较长.先秦时期作为雅乐的一个重要曲目,<鹿鸣>有着固定的篇章和演奏模式,在许多重要仪式中被运用.而琴曲<鹿鸣>则是汉代传统雅乐衰微,琴曲地位提升的产物.雅乐<鹿鸣>和琴曲<鹿鸣>属于两个不同的音乐系统,有着各自的特点和运用场合,不能相互混淆.琴曲<鹿鸣>只是在题目上借鉴了雅乐古题,而在内容及演奏方式上没有关联.蔡邕在<琴操>中对于<鹿鸣>曲的题解,并非是对鲁诗说的简单沿用,而是根据琴曲特性及<琴操>整部书的内容风格所作的精心选择.     

蔡邕儒家思想研究

蔡邕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是他身上相当浓郁的忠孝观念。蔡邕将“忠”与“孝”共同视为士人品格的核心和最高表现,并把“忠”置于“孝”之上。蔡邕的政治态度表现得相当复杂,他对民生的关注、时政的抨击,都颇近于党人,但他似乎更愿意如王畅、郭泰那样,通过自身道德学问的张扬,在全身远祸之际,来刺激和作用于当世。     

绝妙好辞《曹娥碑》

曹娥孝女庙被誉为江南第一庙 ,庙内镌有为数众多的楹联和匾额。然而 ,该庙的真正精华是东汉邯郸淳撰文的《曹娥碑》。该文就碑文撰写的缘起、撰写过程及流传等问题 ,作了必要的考证和梳理 ,旨在说明碑文的重要价值 ,使这颗中华艺术宝库中的明珠重现光彩。     

蔡邕碑文文学研究

碑文在东汉十分兴盛,其中蔡邕的碑文文学成就最高。蔡邕碑文叙颂结合,以歌颂形容为主,并巧妙地引用经书和典故,言简意赅。蔡邕开碑文中进行议论的先河,同时,蔡邕碑文风格多样,不乏诙谐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