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金商门之祸”本事以及汉末士林风气探析

东汉名士蔡邕于汉灵帝光和元年因上封事而入狱,后流徙朔方,这场“金商门之祸”是蔡邕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他既定的生活轨道和人生历程,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态度和命运走向,是研究蔡邕生平、思想乃至汉末政治、社会的一个重点,然而历来众说纷纭。对史料系统分析的结果表明,“金商门之祸”不仅仅是蔡邕与权宦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暴露出了士大夫群体内部的矛盾,然而,其真正根源则在于蔡邕家族与泰山党魁羊陟等人的密切关系。     

蔡邕经学成就简论

作为经历了顺、桓、灵、献四朝的文化大家,蔡邕无疑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但蔡邕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家。由于汉末政治、思想上的巨大变化,蔡邕对汉人颇为看重的章句之学涉足甚少,而是将其主要的精力,用在了对汉代及前代礼制的厘定与规范上,表现出深沉而强烈的政治期待。     

蔡邕"变节说"辩

蔡邕“事董”一事一直被当作他人格中的污点而受到后人的指责,这是不公平的。汉末衰落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蔡邕坎坷的人生际遇,以及他受当时社会批判思潮及道家“贵生”思想的影响,“事董”只是他在乱世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不能以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来指责他。     

孔融之死

东汉末年是个极不安定的时代,但因明帝、章帝着力提倡而形成的经术风气,名儒迭起,却又远盛历代各朝。如精通经史音律天文的大学问家蔡邕、著名考据学家郑玄、作《说文解字》的文字学家许慎,都涌现在这个时代。而蔡邕的好友孔融,更是名满天下的一代经学宗师。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他自小聪明,十岁那年随父至京城洛阳。当时主管河南政务的李膺,极其清高,非     

蔡邕赋的成就及风格述评

以细致的文本阅读为基础,分析东汉末年文学大家蔡邕赋的整体风貌。作为汉魏文风嬗变时期的关键人物,蔡邕对汉末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虽然认为＂辞赋小道＂,未加全力制作,但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他的赋作成就却依然相当可观。经辑佚考证,他的赋现存18篇,总体而言,这些作品具有题材多样化、篇幅短小化、表现个性化、情感真挚等特点,充分彰显文风转换时期的鲜明特征,对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及魏晋时期的作家产生了直接影响。     

论蔡邕的儒家用世精神

蔡邕并非一流的经学家,在经学大家辈出的汉代,他的经学成就难与郑玄等人比肩。然而,他的积极用世精神独步当时,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忠孝思想、正名思想、谶纬思想中闪烁着儒家的用世精神,其政治主张亦以用世精神作为指导。这一特点使得蔡邕作为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引领学坛。     

蔡邕《青衣赋》与中国古代的青衣意象

《青衣赋》是东汉辞赋大家蔡邕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学界对该赋写作时段的判断失准,导致其主题及文学史意义被遮蔽。结合蔡邕生平、赋中所涉地名典故及汉代同类型作品写作体例综合考察,可以推断《青衣赋》作于汉灵帝光和元年蔡邕被流放五原途中。赋中对女性体态及男女欢会场景的描写,既是对汉代美女赋旨在讽劝,终归雅正写作模式的突破,更是对汉代流行的红颜祸国观念的挑战与超越。《青衣赋》不仅使婢女进入文学的表现视野,其才子佳人遇合的故事情节,也开后世文学特别是小说戏剧中才子佳人遇合模式之先河。      

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论蔡邕重情求真的个性对其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影响

东汉末年是汉魏文风嬗变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文人的创作多呈现出新的倾向，这种新倾向的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蔡邕。蔡邕文学创作的新变与其重情求真的个性有很大关系，具体来说：首先，由于蔡邕个性中有重情的一面，所以其碑文和辞赋的情感描写较多，抒情色彩较强；其次，在求真的个性的影响下，蔡邕在创作方式上追求缘事而发；最后，重情求真的个性促使了蔡邕发愤抒情文学观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