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琴操·雉朝飞操》考论

<雉朝飞操>在扬雄的<琴清英>和蔡邕的<琴操>中都有著录,是两首同题琴曲.两首琴曲之所以题目相同,是因为它们具有大体一致的题材和基调,都把雉鸟作为男女婚姻的象征.扬雄<琴清英>对<雉朝飞操>所作的题解,以春秋时期卫地文化为背景;蔡邕<琴操>对<雉朝飞操>所作的题解,则是有春秋及战国时期齐文化的折射.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雉朝飞操>不但文化背景出现差异,而且经历了由雅乐到新声的演变.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     

蔡邕金商门之祸源探究

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蔡邕46岁时遭遇一场“金商门之祸”。本文对此祸的缘由，作了自己的探求。     

汉代赋史上的一朵奇葩 --浅议蔡邕的恋情赋

汉代,润色鸿业的大赋占绝对统治地位,使汉代文风平直呆板,缺少革新精神.汉末文坛巨匠蔡邕的恋情赋则独树一帜,蔡邕在赋中热情地歌颂爱情,大胆地表露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蔡邕的恋情赋对美女的描写细腻生动,对爱情心理地刻画淋漓尽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赋中以常人的口吻描写普通人的爱情婚姻生活,丝毫不带道德教化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汉末文风,对后代的恋情文学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蔡邕礼学思想论略

东汉末年的学坛领袖蔡邕,在礼学研究上有别于马融、郑玄等礼学家,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文试从蔡邕论明堂月令、议宗庙迭毁、厘定谥法三个方面论述其礼学思想,展现其通经致用、因势而变的特色。     

蔡文姬 被曹操拯救的才女

历史上，蔡文姬以才女著称，“博学而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奈何天妒红颜，一生命途多舛。所幸，她的才华为乱世枭雄曹操所赏识，让“文姬归汉”，为我们演绎了流传千古的文化传奇。蔡文姬的父亲，是东汉末年极负盛名的学坛领袖蔡邕，他经史、天文、数学、绘画无所不通，尤其擅长辞赋，堪称一代宗师。蔡邕对女儿的教育十分全面，没有因为是女孩就只让她学女红类的东西，而是让她和男孩一样，背诵古文，研读经史。     

魏晋"文学自觉"的先声——蔡邕与东汉文坛的奇人奇书

蔡邕作为东汉末文坛的领袖,积极推荐奖掖文人奇才,代表了新的文坛风尚。蔡邕对王粲的赏识,显示出和传统腐儒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胸襟目光,他所赠给王粲的图书,成为沾溉魏晋玄学重要人物王弼的精神营养。蔡邕对同时代文人高彪的箴体作品大加赞扬,其原因在于这篇作品不是随声附和,而是具有独立的品格,是作者个性的投射。蔡邕对东汉中期文人王延寿、王充、赵晔的作品和著作非常欣赏,持认同态度,是因为他们反映的是尚奇求异的文学思潮,体现出文学变革的特征,是魏晋文学的先声。     

汉灵帝时代能否产生《古诗十九首》——以蔡邕为中心

蔡邕是汉灵帝时代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鸿都门学的批判,表明当时的创作环境仍处于经学笼罩时期,不可能产生个人体验为中心的文人诗。作为当时文学创作最高水平的代表,蔡邕自身的诗歌创作并未达到《古诗十九首》的成就。同时,假设《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灵帝时代,诗歌作者不可能遗失姓名,从而得出结论,直至汉灵帝时代都不可能产生《古诗十九首》。     

论蔡邕的章表

蔡邕在章表的发展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在他之前,两汉虽已有三十余位章表作家,但各自创作数量都非常少,亦未出现为人称颂的名篇。蔡邕第一次大力投入其中,今存章表13篇,皆言之有物,注重用比、用典,骈散结合,形成了华实相当、文质彬彬的风格特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影响了后来如孔融、阮瑀、曹操、曹植等的章表创作。然而蔡邕章表一直不为人注意,主要原因应是为其碑文成就所掩。直至刘师培,推重蔡邕文章,才稍提其章表,惜未有嗣响,章表至今仍是蔡邕研究的薄弱环节。     

论碑志文的正体与变体

碑志文源于先秦,多用于殡葬礼俗。汉以后碑志文创作兴盛,最终呈现出正体、变体两种形式,蔡邕和韩愈分别为其代表作家。碑志文正、变之间的演进合乎时代社会风气和文学发展规律,其区别在于体例格式、思想内容及写作手法的不同。正体和变体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其相互作用促进了碑志文体品位和审美要求的形成,也促进了碑志文创作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文体辩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