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地域文化的现代变迁——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案例研究

文章以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为研究对象,考察传统地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变迁,探讨官方、民间在民间文化转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文章以为:一方面,国家权力把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手段;另一方面,民众借用政府行为为民间信仰吸纳正统的文化符号,以达到国家权力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从而获取利润.     

"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观--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

唐末五代士人对沙陀政权的认同,是与他们的国家观、正统观、华夷观密切相关的,也是沙陀人汉化的结果.士人们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先秦儒家"用夏变夷"的思想,结合现实,提出了以儒家"礼义"、"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的最高乃至唯一标准;沙陀人则在内附后由"在蕃"到"入附"、"熟户",成为唐朝的"王人"、"百姓",并最终与汉族融合.沙陀政权由此也得到了汉族士人群体的认同.     

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超人诞生在上帝之死后由类是超强之人承担职责的历史空间内。在施蒂纳、尼采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超人(“人神”)做了质疑性思考。(他笔下的)地下室人成长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可视为思想成熟、要做大事的所谓“超人”之诞生。这种“超人”崇尚力量、超越法则,信奉“一切都是可允许的”。关心幸福、安宁、享受、财富,不关心真理、崇高意义(即尼采笔下的“末人”气象),恰是这种超人的精神追求。他们心中的上帝已死,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企图通过世俗功利的分配、靠凯撒的宝剑建构和维持秩序,并试图重建新巴比塔的这种“超人”,必定因此陷入虚无主义。他们是标准的现代犬儒主义者,往往会在“一切都是可允许的”信念中走向疯狂和死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共同的批判性洞见,而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超人”却被尼采视为“末人”。     

《布洛陀》与壮民族文化精神

作为壮族的人文始祖,布洛陀开天地造万物,并带领壮民们进行生产劳动,发明创造,反抗压迫,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强大的社会力量,使壮民族得以生存与繁衍,发展成一个文明开化的民族.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来看待布洛陀信仰,不仅可以追溯到壮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的关系,而且在弘扬壮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壮族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上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弗洛伊德对深层审美心理学的贡献

弗洛伊德是深层审美心理学的真正创始人,他使得深层审美心理学由前科学阶段和潜科学阶段走向了独立发展阶段.他对深层审美心理学的具体贡献有:其一,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了深层心理的开掘,把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容一直追溯到作家艺术家的深层心理--童年的经验及其根本标志:恋母情结(或俄狄浦斯情结).其二,对艺术本质作了深层审美心理学的阐释,认为艺术就是被压抑的欲望借幻想而得到满足,也就是性力的升华.其三,对艺术创作作了深层心理学的揭示,具体分析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等艺术家作家的创作过程.其四,对审美经验和美的本质进行了共同的深层心理学的探索,认为美和美感都根源于爱的本能、性力冲动.其五,对幽默、喜剧性、令人害怕的东西等等美学范畴进行了精神分析,寻找了它们的深层心理根源.     

论壮族麽教主神布洛陀--壮族麽文化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壮族麽教是历史上壮族各地盛行的民族民间宗教.壮族麽教已从原始宗教形态向人为宗教过渡,其重要标志是树立了统一的最高神布洛陀.这位集人文始祖、古代氏族部落领袖兼大巫师于一身的麽教主神,从壮族先民的创世神话演变而来,由自然神演化而成社会神,由创世祖先神演变而成民间宗教神,最终成为壮族麽公及民众顶礼膜拜的偶像.     

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兼谈国内别尔嘉耶夫研究的一个侧面

别尔嘉耶夫与作为一种精神的俄罗斯文学(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无论是从别氏的思想资源讲,还是从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全新阐释看,抑或是从他回应俄罗斯及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主要路径来说,都存在一种血肉关系。但国内学界对别尔嘉耶夫的翻译与研究,却过于侧重其哲学思想及其思想的德国来源,对其与俄罗斯文学的那种血肉关系缺乏应有的重视。其中的原因,恐怕需要从近20年来我们所形成的新文学观中去寻找。     

乡土中国的忧伤凝眸－－师陀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读解

师陀的《果园城记》以一种悖论式的情感方式透视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性格 ,将以“果园城”为代表的小城世界的思考引向历史的纵深 ,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对记忆中果园城的眷恋与对现实中的果园城最终的弃诀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复杂情感的真实流露 ,而这种情感的流露作家常常是借用对时间这一潜在的小说主人公的处理来表现的     

辞书中与塞北相关五词字释义疏漏补遗——与《汉语大词典》、《辞源》等编辑商榷

本文对权威辞书中塞北塞上、沙陀、金北都、京与都等5个历史地理名词、字释义疏漏问题作商榷。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基督式人物的成因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存在着相当一批具有共同特征的正面人物 ,他们是心地高洁、善于隐忍、自我牺牲、爱人如己、人间基督般的同质异构体 ,笔者名之为“基督式人物”。本文从伦理需求、宗教情感、人格发展几个方面论述这类人物的创作成因。作为一位“追求、斗争、动摇和信仰的时代”中的作家 ,陀氏力求分析社会生活所提出的迫切和病态的问题 ,并对其作出积极的回答。他认为 ,当前的乱世是历史向未来黄金时代过渡的危机阶段 ,人类依靠张扬内心的优良品质可以重建纯洁与和谐的社会形态。弘扬道德需要借助完美的人格榜样 ,而基督正是作为一种超常的道德凝聚力 ,把大家维系在一起。以基督为原型构想的主人公在思想的纯净和行为的高洁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是陀氏在作品中为人类设置的崇高的人性标准。对于作家来说 ,基督式人物是从他自身无限缺憾的本性中孕育的完人 ,是他在爱与美品格上潜力无穷的“超我” ,这一受到有涯生命的限制未能得到充分开发的“超我”在其虚构世界中得到极致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