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业老总薪金如何确定

目前，西方企业领导人的收入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固定收入，包括工资、社会保障费（退休金及不可预计费）、法定福利费。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企业领导人的固定工资不是根据每年效率情况浮动，而是工资三年一定，不再进行谈判。二是奖金，它根据企业财政状况决定奖金的多少。三是各种期限的股权、股票和股权证。     

试论目前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对策

本文将理论界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观点概括为“货币发行说”、“成本推进说”、“需求拉上说”和“结构型通货膨胀说”。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货币发行量过多与通货膨胀是一回事，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的原因；需求拉上和结构型因素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中介因素；不合理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所造成的资本所得、劳动所得及国家所得的超量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     

第四方支付洗钱的定罪困境与逻辑重构

【目的/意义】第四方支付洗钱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类案不同判等问题，需要对其定罪逻辑进行重新梳理。【设计/方法】通过对44起第四方支付洗钱行为的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实践中缺乏推定行为人与上游犯罪存在意思联络的标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扩张适用，以及想象竞合等罪数形态被忽略，上述因素导致第四方支付洗钱行为的罪名认定参差不齐。【结论/发现】第四方支付洗钱犯罪的刑法规制，应当分流程分阶段判断。首先从实质上分析行为人与第四方支付平台的关系，区分平台参与者与管理者；其次再判断平台管理者与上游犯罪的关系，对不构成共同正犯或狭义共犯的管理者再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两罪名分别讨论，最后判断平台建立过程中是否构成其他罪名，讨论数罪并罚等罪数问题。     

基于单列后果说的违法所得刑事追缴研究

当前刑法理论上关于追缴违法所得的刑罚说、保安处分说、刑罚与保安处分混合说等具有较大不足,刑罚说难以解决不法取得所得与刑罚依赖定罪的矛盾,保安处分说无法解决对人身危险的处分与违法所得属于物的矛盾,混合说实质上属于刑罚说.有关境外立法形成的英国"民刑复合型"理念与制度以及德国的"三元并存型"理念与制度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对刑法形成了倒逼效应.对违法所得的刑事追缴应当确定为刑事单列后果,不以定罪为前提,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均衡原则.应适时修改刑法,将追缴违法所得与其他刑事处罚措施明确区分,对腐败犯罪违法所得的追缴可以试行更长的追诉时效.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正当性之辨

尊重和保障财产权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处置"赃款赃物"的全新尝试,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开辟了刑事程序领域新的里程碑。它作为一种刑事特别程序,与无罪推定、一事不再理等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原则并不冲突。要实现其程序的正当性,还需要强化程序的比例性、适当性、参与性、救济性,提升权利保障的功能性和实效性。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上游犯罪的关系

掩饰、隐瞒犯罪直接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间接损害了受害人的财产权利。掩饰、隐瞒犯罪与上游犯罪存在独立和依附的双重关系。司法上认定掩饰、隐瞒犯罪不必要求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犯罪数额,只要行为严重危害了司法活动,就可以定罪;与上游犯罪人事前或事中通谋的,按上游犯罪的共犯定罪处罚。掩饰、隐瞒犯罪的成立不必以上游犯罪的确定为必要条件,上游犯罪行为的完成形态与掩饰、隐瞒犯罪成立没有必然的关联。为上游的非犯罪行为掩饰、隐瞒赃物的,不成立掩饰、隐瞒犯罪;从善意取得人处获取犯罪所得的行为、为亲属窝藏犯罪所得的行为可以构成本罪。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关系及衔接

追逃追赃工作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领域的热点问题,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自2012年确立以来,对追逃追赃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和程序支撑。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又确立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两个程序的关系以及如何衔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司法实践要把握: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一项独立的审判程序,不是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前置程序,而两个程序的制度设计使得追逃追赃更多地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而非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新税法下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尽管新的税法已经不断提高税收起征点,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还是成为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怎么样在增加薪资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减轻税负是研究税收筹划的根本目的。     

违法所得没收的理论反思与价值重塑——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中心展开

违法所得没收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强制力基础之上的"准不当得利之衡平措施".出于彻底剥夺不法财产的规范目的 ,违法所得包括直接所得、间接所得和其等值财产,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于内在构造和刑事政策上的特殊性,违法所得的投资收益同样应当予以剥夺;违法所得没收的对象包括犯罪分子本人、共犯和第三人,共犯没收应立足于"基于共同处分权之连带没收"的立场,第三人没收应根据获利关联性区分第三人的类型和法律效果;为彻底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同时兼顾人权保障的需求,应坚持总额没收和比例没收原则.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体适用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作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部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在具体适用上存在较大理论和实践争议。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本质是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程序说没有全面认识到该程序的本质。司法解释扩张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严重背离了程序法理和制定司法解释的基本原则。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没收”的性质是“特别没收”;证明对象包括:被追诉人存在犯罪事实且该被追诉人已死亡或潜逃,被追诉人存在的犯罪事实与请求没收的财物之间具有实质联系。对于“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物”的解释应当遵循实质联系的标准。